作者：薛生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斗中，中醫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藥，是中國醫藥學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回顧我國中藥發展史，中藥和幾千年的中華文明一起發展成長，為中國人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貢獻。

　　神農被譽為中國的醫藥始祖

　　說起中藥，肯定少不了神農嘗百草的傳說。西漢《淮南子》書中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找可用的食物，但中國一向有藥食同源的思想，很自然地，在神農嘗百草的過程中，一定也會發現百草的藥用價值。于是后來的人們直接把這個傳說推演為：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因而神農又被譽為中國的醫藥始祖。

　　傳說在后來又有了進一步的演繹：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這是他不能忍受的，于是有了由一頭形似獅子的神獸代嘗的傳說。據說這頭神獸全身透明，五臟六腑、經絡骨節清晰可見。神農將采集到的草藥喂給神獸，觀察藥性在它體內如何運行，在哪個臟腑發揮作用，并把它記錄下來成書傳世。神獸為民尋找藥物而獻身的精神，受到藥業崇敬，于是將它制成雕像予以供奉。

　　除了神農以外，還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傳說，認為伊尹是中藥湯劑的發明人。據說商王湯的奴隸廚師伊尹，十分擅長煮湯，他把煮湯的經驗用于煎煮藥物，從而發明了中藥湯劑。與神農不同，伊尹是歷史上確實存在的人物，甲骨文中多次記載，殷商王室為伊尹祭祀。根據現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伊尹是夏末商初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根據現代文字學家、史學家們的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沒有“醫”字、“藥”字，治病主要靠祈求鬼神的巫術。因此在伊尹時代，是否已有成熟的中藥湯劑發明，還有待證實。

　　“藥”字最早出現于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西周初期的《周易·無妄卦第二十九》中，有“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的告誡。西周時期的《詩經·大雅》中也出現了“不可救藥”的詩句。這些史籍材料證明，“藥”在當時的人民生活中，已經是常見的元素了。在《周禮》中，則記載了當時的西周王室中，已經有了一個人數達52人的王室醫藥院。

　　《山海經》大約成書于戰國初至西漢初的300年間，主要反映春秋時代的地理、物產、神話，也是最早記載了大量藥物的書籍。據統計，書中記載了124種藥物，其中動物藥66種，植物藥51種，礦物藥2種，水類藥1種，土類藥1種，未詳者3種。各藥有簡單的性狀、產地、療效記載。用藥方法有服、食、佩戴、坐臥、洗浴和涂抹。

　　《論語》中也有關于藥的記載：孔子的學生季康子向他獻藥，孔子說對藥性不了解，不敢吃。這一方面說明，藥是當時社會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藥性還不穩定。《禮記·曲禮》篇中也講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說明當時的醫藥還很不成熟。

　　《莊子·逍遙游》中則記載了春秋末期一種著名的藥物——“不龜手”藥。文章中講到，宋國有個善于制造防治手凍裂藥（不龜手）的人，世世代代以漂洗絲絮為職業。一個外來客人聽說后，請求用百金的高價買下他的處方和制法。這人召集全家商量說：我家世世代代漂洗絲絮，只得到數金的小錢，今天把處方和制法賣出去，可得到百金的大錢，請大家同意賣了吧。客人得到這個藥方后獻給吳王，在吳軍與越人的水戰中，此藥發揮了作用，于是吳王對獻方的客人進行了劃地封賞。

　　戰國時期出現最早的醫藥學著作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出的《五十二病方》，這是中國第一部醫方書。該書被認為寫成于戰國時期，記載了治療52種病癥的283個醫方，使用了247種藥物。醫方多是簡單的復方，有劑型規定，藥物有劑量和炮制要求，是戰國時期臨床醫學的經驗總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藥業水平。但是，《五十二病方》中也夾有許多巫術，醫、巫并重十分明顯。

　　被認為多半寫成于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是中國第一部醫學理論經典著作。它是在引入戰國樸素唯物辯證法陰陽五行學說后，對戰國醫學知識的總結，分為《素問》和《靈樞》兩部分。《素問》主要總結中醫學的生理、病因、病理、診斷及治療原則。《靈樞》專論用針灸治療疾病的原理和方法。《黃帝內經》主要講中醫學基礎理論，只記載了13個處方，涉及25種藥物。

　　李悝是魏國魏文侯時的國相，率先在各國中變法。他主持制定的《法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其中專門制定了有關醫藥方面的法律條文。其中一條規定的意思是這樣的：

　　凡醫生為人配制藥物、開藥方、施針刺，因違背處方要求或醫藥技術的基本原則而出錯誤，致人死亡者，判2年半徒刑。因疏忽而出以上錯誤，致人死亡者，以故意殺人論處；雖未造成人死亡，也要罰打60棒。就是賣藥出現以上錯誤，致人死亡者，亦按此治罪。

　　這大約是關于醫療事故最早的法律規定了。

　　在秦始皇的時代，藥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他十分渴望獲得這樣一種藥——吃了以后能長生不死。為了獲得這樣的藥，他一方面在宮中令方士煉丹，一方面派人到外面尋求仙人仙藥。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即位第三年，他巡行至東方齊國故地（今山東東北部沿海）時，齊國方士徐福上書說：東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有仙人仙藥，派童男童女可求。秦始皇大喜，遣徐福出海求之。但數年毫無音信。9年后，公元前210年，徐福在瑯邪再遇見東巡的秦始皇，謊稱前次出海已看見仙山，因遇大魚阻撓而未至，求派射手同去。后徐福帶三千童男童女、大量農具、種子和工匠出海，卻再也沒有了下落。

　　《神農本草經》奠定本草學基礎

　　1972年，甘肅武威旱灘漢墓中，發掘出木質簡牘《治百病方》，又稱《武威藥方》，為東漢早期墓葬品，反映西漢至東漢初期的醫藥實踐。所治之病，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等，記有病名、癥狀、處方、劑量、炮制、劑型、用法、服藥禁忌等內容。全書用藥100余種，幾乎全是后來的常用藥物，比戰國時期的《五十二病方》用藥成熟了很多。

　　藥物學體系的初步建立，以《神農本草經》問世為標志。《神農本草經》出于多人之手，成于東漢前期或中期，是中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在總結漢代以前藥學經驗基礎上，創立了中藥藥性理論和涉及采制、炮制、治則、配伍、組方、制劑、毒性藥用量、服藥時間的臨床藥學八原則，記載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為后世本草學發展奠定了基礎。

　　而臨床醫學體系的初步建立，則以《傷寒雜病論》問世為標志。該書由醫家張仲景于東漢末期寫成，是他在博采眾方、勤求古訓、大量臨床實踐基礎上，治療流行病、常見病的經驗總結。

　　漢代的零售藥業，向正規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最有名的賣藥人，是汝南郡（今河南平輿北）的壺翁。《后漢書·方術列傳》記載：汝南郡“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壺”即葫蘆。“肆”是出售同類商品排成的行列，可見賣藥的同業人不少。汝南郡是當時全國人口最多的大郡，超過230萬，藥業較為興旺。這位不知姓名的賣藥老翁，將一個裝藥的葫蘆高懸在攤前作為招牌，十分引人注目。后來，“懸壺”成了賣藥的標志和行醫的代名詞。

　　晉代藥業有較大發展。戰亂與疾病流行，人們迫切希望得了病以后，能夠得到現成的藥品即時治療，于是出現了“成劑藥”的專用名稱。首先記載“成劑藥”是著名醫藥學家葛洪。他在《肘后備急方·卷八》中說:“眾藥并成劑藥，自常和合，貯此之備，最先于衣食耳。”

　　南北朝以前，藥鋪、藥攤由醫生兼營，醫藥結合為一體。到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只看病不賣藥或只賣藥不看病的情況，行醫與賣藥開始有了分工。

　　中藥三大類商品，藥材、飲片、成藥，戰國秦漢即有出現。但經營規模小，多為醫生看病時給藥，沒有各自的專用名稱，彼此之間的界線也不很清晰。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三者的界線逐漸清晰起來。

　　中唐時期有了定期藥市

　　唐代國內藥材產地擴大，品種增加，外來藥物也日益增多，藥材市場變得十分復雜，原來的本草書已不適用。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朝廷命蘇敬等23名醫官、儒臣“普頒天下，營求藥物”，重新編修，取名《新修本草》，簡稱《唐本草》，載藥844種。

　　各地優質藥材增加，使全國市場進一步擴大。藥商們雖有較大的選擇余地，但也增加了采購的困難。他們希望有一個統一時間，統一市場，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易各地藥材，提高經營效益。中唐時期，四川梓州出現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藥市。唐末，定期藥市傳到成都。五代至兩宋，成都藥市已有較大規模。

　　長安在盛唐時人口達到100萬，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城里有東、西兩大市場。大小藥肆和流動賣藥人都集中在兩市的藥市區，稱為“賣藥坊”。西市最有名的藥商要算宋清。宋清經營的藥品質量好，職業道德高尚，對那些沒帶錢來求藥的人，他也都給予好藥，留下的欠據多得堆積如山，從未前去索要欠款。到了年終，估計不能償還欠款的，宋清就將欠據燒毀，事后不再說欠款的事。宋清的事跡和品行受到大文學家柳宗元的高度贊揚，還專門為他寫了《宋清傳》。

　　唐代在廣州生產出一種煎煮藥物的優良用器，名為土鍋鑊。任過廣州司馬的劉恂，在他的地理著作《嶺表錄異》中記載：廣州陶家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其潔凈超過鐵器，尤宜煮藥。這種煎藥的土鍋鑊，煮藥不干擾藥性，價廉物美，很快推廣到整個嶺南地區。

　　北宋都城開封，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極盛時人口超過150萬。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宋徽宗政宣年間(1111年－1125年)，開封有名號的藥鋪就有23家，還一一記下了這些藥鋪的名號，如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御藥鋪、丑婆婆藥鋪、孫殿承藥鋪、宋家生藥鋪等等。除了這些有名號的藥鋪外，還有很多擺攤、走街串巷賣藥的。比如大眾娛樂場所“瓦子”中就有很多賣藥的。有個叫張渙的江湖醫生，賣藥來到都下，恰遇宋徽宗太子發癲癇病，名醫診治未效，召張渙入宮治愈，張渙因此得了官，后來官至翰林醫正。

　　南宋都城臨安，盛時人口已過120萬。藥業經營分工更細，興盛超過開封。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鋪席》記載，宋理宗淳祐年間（1241年－1252年）有名號的藥鋪有18家，其中有五間樓前張家生藥鋪、修義坊三不欺藥鋪等等。據說有一次宋孝宗患痢疾，宮內眾醫治而不效，太上皇趙構十分憂慮，一日帶隨從巡市，遇見一小藥鋪，店主嚴姓，遣隨從問能否治愈。嚴店主回答說，這個我拿手。遂引入宮。嚴氏用新采藕節研細，用熱酒調服，數服而愈。趙構大喜，賜以搗藥金杵臼，并授榮譽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稱呼“金杵臼，嚴防御”。

　　南宋時期，隨著經濟繁榮人口增長，藥店前店后坊的生產方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社會要求。于是臨安的民間藥商率先于全國開辦了“生藥飲片”“熟藥丸散”作坊，專門從事飲片、成藥生產。這是中國最早的民營飲片、成藥實業。

　　明清迎來成藥生產大發展

　　北京明初人口不過數萬，嘉靖時（1522年－1566年）已增至百萬。加上皇宮消費，北京已形成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地藥材源源不斷運進北京，藥業興旺。后又建立了行業組織藥行商會，藥業成為15個大的行業之一。著名的大藥鋪，有永樂年間的鶴年堂、萬全堂，萬歷年間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藥鋪、馬思遠藥錠。在頻繁舉行的各種廟會中，也有藥商參與交易。在傍晚和黎明前交易的小市，亦有小販地攤售藥。

　　在中國醫學史上，明代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是一部內容豐富、論述廣泛、影響深遠的醫藥學巨著。李時珍(1518年-1593年) 14歲考中秀才，17歲、20歲和23歲時，三次赴武昌參加鄉試，但均未考中。從此之后，他放棄再考科舉而決心跟父親學醫。由于他刻苦鉆研醫理，在短短幾年之中便獲得了聲譽，被薦舉到北京“太醫院”任“院判”。但是，他對此并不感興趣，任職一年多便托病辭歸。李時珍在行醫過程中，發現以往的本草書中存在著不少錯誤、重復或遺漏，決心重新編著一部新的本草專書，從34歲起開始著手進行這項工作。經過27年辛勤努力，至萬歷六年（1578年）60歲時，終于編著完成《本草綱目》這部巨著。《本草綱目》全書五十二卷，記載藥物一千五百余種，附有藥圖一千余幅，藥方一萬一千余個，是我國藥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力發展成藥生產，是明代藥業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生產成藥的場地制劑室，當時稱為藥室。明代人屠隆對此曾有描述：藥室的選址要安靜，遠離生活區，不用時關門上鎖，防止意外事故發生。各種設備和制藥工具共20種。其中粉碎工具5種：石磨、鐵碾、乳缽、斫筒、樁臼，適用于不同性質的藥材粉碎。大、中、小3種不同孔徑的藥篩，可以獲取不同細度的粉末。煎煮藥物使用銅鍋，以丸、散劑為主。

　　清代北京的人口已超過100萬，南北藥材源源不斷運進北京，城內藥鋪、藥行林立。著名的藥鋪，首推康熙八年（1669年）開業的同仁堂，此后有萬錦堂、同春堂、玉和堂、仁一堂、包太和、千芝堂、一小堂等陸續開業。它們經營飲片，更重成藥開發，使北京成為中國北方成藥生產的主要基地。尤其是同仁堂成藥聞名全國，在外地也設分店拓展業務。而明代留下來的西鶴年堂，則以湯劑飲片和養生藥劑聞名京城。

　　近代以來，隨著西醫西藥傳入中國，中醫中藥在與之競爭中，也吸收了很多有益的養分，獲得了新的更大發展，而那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本文寫作參考唐廷猷著《中國藥業史》、傅維康主編《中藥學史》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