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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的三個表現 ——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淺議

“陌生化”的三個表現

——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淺議

文/  劉   瓊




       面對數量龐大的當代文學創作,評論界往往有兩種反應。一種是針對新鮮出爐冒著熱氣的新作,急吼吼地咬上一口,尚未獲得足夠“回甘”,更不曾進行同類比較并細致品鑒,就開始舌燦蓮花、搖唇鼓舌,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圈套。另一種是面對面目較新、異質性較明顯的作品,不敢作出判斷,集體性“失語”,個別好作品也因此被埋沒。即便如此,我也始終堅信,文字的力量具有客觀性,真正突出的好作品在傳播上可能會有延宕滯后,但不會徹底被忽視或忘記。

文學是美學。一部小說的價值最終取決于它的思想水準和審美創造。人民文學出版社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出版的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是作家陳彥繼長篇小說《主角》榮獲茅盾文學獎之后新創作的第二部面目“陌生”、力有千鈞的作品。在閻晶明看來:“2023 年初,陳彥的長篇新作《星空與半棵樹》橫空出世……這是一部聲音強勁、動作夸張,描寫生動、敘述奔放,悲喜兼具、主題鮮明的小說。各種元素野蠻生長,又不失內里秩序;各種聲音激烈對抗,又不失作者的主心骨。”[1]丁帆表示:“這部小說是我一生當中閱讀時間最長的作品……這是一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生態主義和荒誕主義四重奏的鄉土感傷悲劇的交響樂!”[2]評論家們的不吝贊美,是對這部長篇小說富有成效的藝術探索的高度體認。

《星空與半棵樹》是一部具有獨異審美價值的長篇小說,被評價為“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并不夸張。


01
“真”現實主義精神及其“陌生化”文學表現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對現實題材富有創見的開掘以及對于“真”現實主義精神的重張,對當代文學來說,不僅意味著一種“新質”經驗和大膽突破,也意味著一種“思想體操”。題材的新鮮感和經驗的獨特性,是其“陌生化”的重要表現,也是其引起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這里有幾點也許需要加以說明。現實主義是常見詞匯,當我們在談現實主義時,我們到底在談什么?談現實題材?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談現實主義精神?寫什么,依然是“第一要素”。《星空與半棵樹》的核心敘事,圍繞一個叫溫如風的農民因不滿當地干部對于其反映問題的處理一級一級不斷擴大上訪路徑展開,對秦嶺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倫理生活進行“生動活潑”的細致書寫,切口小,面向豐富,涉及環保、打黑、執法、腐敗等一系列社會關切問題。通過溫如風這一個體的具體而微的經歷和幾乎悲劇式的命運,真切、形象地講述一個上訪戶人生變化的典型路徑以及隱在其后的社會基層政治文化生態。上訪由古代的直訴制度而來,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傳統戲曲里百姓攔轎申冤、擊鼓鳴冤的橋段即是雛形。上訪,現在也叫信訪,是老百姓表達民意訴求的一種重要路徑。二十世紀末,在城鄉發展進程中,由于制度失察等原因,產生了一些社會問題,上訪現象較為集中。一些上訪戶甚至演變成釘子戶,長期“吃上訪”。上訪或信訪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領域,牽涉面廣,矛盾直抵行政執法部門乃至政策制度制定層面。中央也曾在一段時間主張把矛盾消化在當地。地方政府為了不將矛盾上交,耗費人力物力圍追堵截上訪戶,新的干群矛盾再度形成。小說《星空與半棵樹》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從鄉鎮計生專干安北斗被鎮長同學南歸雁指定專司勸訪和截訪上訪戶溫如風入手,展開對于基層社會治理以及平民百姓精神重建等問題的文學敘事。


電影《秋菊打官司》劇照

如果沒記錯,關于“上訪”或“信訪”題材的小說書寫,《星空與半棵樹》是近年來“獨一 份”。上訪現象客觀存在,但因為矛盾集中,不好把握,也不太容易寫好。我能想起來的類似題材小說大概只有兩部。一部是一九九一年作家陳源斌發表在《中國作家》雜志上的中篇小說《萬家訴訟》,張藝謀據此拍攝成電影《秋菊打官司》,一時名噪天下。一部是作家劉震云二〇一二年首發在《花城》雜志上的長篇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二〇一六年,這部小說被馮小剛拍攝成同名電影。這兩部小說因為對中國當代社會生活里習見而易被繞開的題材的敏銳抓取以及對底層民眾特別是婦女的獨立人格和權利意識的覺醒進行生動貼切的書寫,令人難忘,傳播效果也都不錯。



時隔十多年,《星空與半棵樹》用五十一萬字篇幅,通過集中書寫上訪 再現基層社會生活百態,涉及鄉鎮縣層面的政治、經濟、倫理文化。印在小說封底的這段話是對這部長篇小說的精到概括:


在地球這顆宇宙微塵上,一個大雪之夜,貓頭鷹一聲接著一聲的鳴叫提醒著村莊的人們即將發生巨變。坐落在秦嶺大山深處的北斗鎮北斗村,一棵長在兩家地畔子中間的百年老樹被偷,旋即引發數個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斗轉星移,人事更替,半棵樹事件滾雪球一樣,將各色人物、 多個家庭、眾多事件牽涉其中,揭開了十余年間基層社會的復雜面相,廣涉鄉村具體的山川地貌、人情物理、眾生萬象,以及經濟形態和文化觀念等豐富復雜的內容,展示出植根于傳統文化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進而以中國式的審美表達方式表征人與自然這一現時代人類的共同命題,形成了這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生態主義和荒誕主義多重合奏的磅礴交響史詩。


矛盾是生活常態,沒有矛盾,就沒有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但在小說創作中,能夠直面現實, 不回避矛盾,準確把握并進行有效書寫矛盾,需要勇氣和良知,也需要腦力和筆力。以《星空與半棵樹》為例,除了描繪北斗村村民之間因為生產資料競爭、道德倫理差異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矛盾,還花費大量筆墨生動再現當下社會復雜多面的干群關系。書寫矛盾的一體兩面,既寫普通老百姓對自身合法權利的堅持和維護,也寫基層干部日常瑣細的履責狀態。無論是文本的體量和重量,還是敘事角度的多樣性、揭示社會問題的深刻性、解決矛盾的哲理性,《星空和半棵樹》都較《萬家訴訟》和《我不是潘金蓮》有更寬闊、更深程度的開掘。小說文本的體量不難突破,重量來自于后面三點,這是小說成功的關鍵。

    《星空與半棵樹》既是對秦嶺大山深處鄉村生活現狀的真實描繪,也是對縣域以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實況的如實再現。具體描繪農民個體上訪維權的心路歷程和命運變遷的同時,也用充分的筆墨書寫基層社會治理的熱點、痛點和難點。“星空”部分,另一個主要人物安北斗代表一類新型鄉鎮干部登場——其實是最重要的人物,是對新的歷史時期基層干部中“腳踏大地、仰望天空” 新人形象的書寫。這里面有制度體系的探討,也有基層干部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質的探討。小說最后,也是結局部分,寫到整個國家信訪制度正在發生的客觀變化,并由此波及人的命運的變化。 把“上訪”事件以及“上訪戶”放在國家信訪制度逐步完善的歷史進程中書寫,取全知視角觀察社會,通過多個方面多維度呈現,努力拼全事物的各個側面,形成相對豐富和多義的表達,這是作家的科學辯證的思想認知的體現。


至此,《星空與半棵樹》讓我看到“久違”了的“真”現實主義精神。

什么是“真”現實主義精神?看到大事、要事、真事,寫下大事、要事和真事。至少,觀察 生活的取景框不加濾鏡,能夠依據生活自身的真實邏輯,對生活進行辯證如實的書寫,以生動表現生活的本質和真相為創作追求。因此,小說中寫到生活的陰影——圍繞半棵樹展開的故事部分,也寫到生活的陽光和理想——圍繞星空展開的敘事部分。當然,我更反對一種簡單判斷,認為 “真”現實主義就是寫陰影、批判和負面文字,認為寫人如果不寫其陰暗齷齪面,就不叫真實,寫底層生活不寫村霸路匪就不是真實。這不是“真”現實主義。這種觀念和寫法,恰恰是配方調料式寫作,把寫作量化、成分化,為寫負面而寫負面,為批判而批判,是類型化思維和模板化寫作。“真”現實主義,以生活為鏡,對生活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全面整體的打量和打理,用文學形式寫出人類社會的變化發展。不為寫矛盾而寫矛盾,而是對矛盾存在的合法性和常在性有清醒的認知。“真”現實主義,對生活有相對全面的了解和思考,揭示矛盾,也努力解決矛盾,有破有立,破立從容自然,文字既有文學的力量,又有史志的力量,從文字里能夠看到當代社會和當代人,這才是“真”現實主義的書寫效力。

有“真”現實主義,就有“偽”現實主義和“仿真”現實主義。“偽”現實主義用的是現實題材,現實卻被扁平化、單一化、概念化,甚至被架空、虛無。這種現象在當下文學創作中大量存在,是對現實題材的浪費和不負責任。《星空與半棵樹》也是在這種創作生態下凸顯出陌生化和異質性效果。


02
象征主義及其曖昧復雜的審美呈現

 一部杰出的文學作品,有清澈的一面,也一定有不能一眼看穿的一面,具有曖昧、復雜的美。

《星空與半棵樹》就是這樣一部復雜的小說。閻晶明的“總攻說”和丁帆的“四重奏”,都是對其豐富開闊的思想內涵和多面多樣的風格技法的提煉。它復雜、多義,意象充滿闡釋性和“別有用心”的意味匠心,需要細細體味,方能昧得三味。

小說的標題“星空與半棵樹”是神來之筆。星空與半棵樹,再加上開場出現的貓頭鷹,是小說中最意味深長的三個意象。意象特征鮮明,顏色、形態、表情,仿佛就在眼前,卻又不能簡單化地去理解。


其一,被守護和被砍伐的半棵樹。

這個“半棵樹”意象,既實指,也虛指。半棵樹,是這部長篇小說中所有矛盾引發的基礎火石,也是作家為小說的主要人物溫如風配設的行為動力裝置。

這是棵百年古樹,作為北斗村的廟樹,長期寄托著聚居村民的良好祈愿。在中國傳統農耕生活環境中,村頭古樹是定居和扎根的標志,極具精神象征意味。古樹的存在,也意味著被尊重的秩序。北斗村原先林木繁茂,但在孫鐵錘等人的鼓搗下,被悉數賣到城里。光禿禿的村里只剩下一棵廟樹。這棵位于孫溫兩家之間、被孫溫兩家共同擁有的古樹,最終也被孫鐵錘設計偷偷伐賣。 這個舉動,既是對溫家權益的損害,更意味著村莊的根被拔掉了。一貫溫和馴良的農民溫如風得知孫鐵錘偷賣古樹的真相后,先后告到派出所、鎮政府、縣政府,最終走上了進京上訪路。溫如風和孫鐵錘這兩個秦嶺鄉村的男人,在此分別代表了鄉村的兩股力量——“維護”和“破壞”。

半棵樹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當下鄉村,環境描寫真實,敘事細致動人,說理意味深長。由半棵樹的主權引發的事件起因“小”,經濟價值也不大,矛盾卻激化到無法調和,打破了鄉鎮基層“寧靜”的政治生活,最終徹底地改變了溫如風、孫鐵錘等人的下半場人生走向。如此著筆結構,輕、巧、小、妙,結義卻復雜、深重,揭示了中國當代鄉村正在變換和轉型的政治生態和倫理生態。

故事發生的背景至少應該是在十幾年前,生態文明建設理念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普及和深入。 北斗村是秦嶺深山老林里一個普通的小山村。像所有漢文化占據主要傳統脈絡的鄉土社會一樣, 北斗村人生活在一個相對開放的世界,既能同步接受來自外部社會的各種信息,又生活在各種勢力延續的傳統中。“村霸”孫家父子欺男霸女、為非作歹,父親已死,不務正業、作風流氓的兒子孫鐵錘是整村樹包括廟樹被砍伐的罪魁禍首。與孫鐵錘人設和處境相對的是另半棵樹的主人溫如風。

父親去世后,溫母被隔壁孫鐵錘的父親長期強行霸占,溫如風從小到大備受侮辱和恥笑,為了生存,養成了溫順的性格以及勤勞、質樸的習慣。溫如風是鄉村里的本分能人,手巧,腦子活, 通過經營磨坊等小本生意,家庭經濟條件逐漸好轉。溫如風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經歷,隨著外部環境變化而淡化,并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平衡感”。但這一切很脆弱,在孫鐵錘一系列公開羞辱行為面前,特別是因為“半棵樹”,溫如風的人格和尊嚴在成年后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良善、溫和的老實人被激怒了,溫如風失去平靜,拿起了維權的武器——上訪。這也說明,成年溫如風已經不是少年的溫如風,由增長的經濟地位帶來的人格自信是明顯的。

老好人溫如風要討說法,與其說是因為半棵樹被偷賣,不如說是內心深處長期積壓的憤怒的爆發。鄉村是熟人社會。村落通常由若干個家族長期聚居而成。鄰里關系的復雜性,特別是女性在傳統落后鄉村生活中受到的侮辱,在眾多鄉土題材寫作中均有精彩表現,如《白鹿原》《帶燈》等。《星空與半棵樹》中,母親被村霸霸占,在兒子的內心種下的是苦難和恥感。這種恥感與半棵樹被盜賣的恥辱合并,成為矛盾引爆的火信。溫如風的反抗既針對村霸孫鐵錘,也針對嚴重不作為的派出所所長、鎮長、縣長。溫如風的反抗源于憤怒,終于對人格尊嚴的維護,討要尊嚴的訴求大于對金錢的訴求。溫如風這一形象,讓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里的農婦秋菊。這是尊嚴意識強烈覺醒的農民新形象。


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溫如風的形象在當下鄉村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們粗通文墨,知法、守法,甚至也懂得利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這類人是城鄉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陳彥的筆下,這類形象并不罕見。秦腔劇本《西京故事》里的原鄉村民辦教師、后進城開打餅店的羅天福,包括小說《裝臺》里的刁順子,都屬于這類形象或這類人。這類人的突出特點是對傳統德性的堅持,價值觀穩定、保守,行為底線意識強。小說《星空與半棵樹》里,溫如風的憤怒和反抗不是空穴來風。溫如風倔強、隱忍,他的生活狀態以及道德水準也體現了中國大多數“食有糧、居有所”的農民的生活狀態和道德水準。

出于內心尊嚴的強烈吁求,溫如風放下手中養家糊口的活計,像秋菊一樣,一心一意地要討個說法。他先是把派出所所長告到鄉政府,后把鎮長告到縣政府,后又到首都北京上訪。原本熱愛安穩生活的溫如風執拗地走上訪路,既體現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切,也體現了作家對中國新時期農民的深刻了解和深切理解。

溫如風這種執拗怎么理解?小說是生活信息的集合,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形貌和行動,既來自作家對時代變化中的鄉村生活的認知,也是作家的主動賦能。信息的指向都是創作主體的選擇。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作家塑造溫如風這樣一個鄉土社會中具有柔韌的反抗性的人物,用意何在?僅僅就是寫一個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抗爭?半棵樹的糾紛,意味著被損害的權益和被輕賤的尊嚴,半棵樹引出了漫漫上訪路。小說對于半棵樹的主權的書寫,這是典型的尖銳探頭做法,由小及大、及深,深度剖析基層百姓的情感形態和價值結構。作為一個具有深厚社會關切和良知的作家,選擇典型案例,進行對社會焦點問題和社會治理路徑的探討,應該是小說寫作背后的深度追求。


時代變遷,鄉村生產和生活形態和面貌正在發生急劇變化。文學創作敏感的筆觸能不能探入、觸碰到鄉土生產生活的本質?什么樣的文學作品能成為鄉土志?比較起《西京故事》《裝臺》《主角》《喜劇》,單純從題材的層面,這部小說也是作為作家的陳彥對于鄉土題材書寫的明顯轉向。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勇氣打破自己的創作舒適區。陳彥出身于陜西商洛的鎮安,在此前的詩歌、 散文、戲劇里,鎮安以及秦嶺曾以不同側面出現。《星空與半棵樹》顯然集中了作家青少年時期的全部鄉土生活經驗,正面書寫秦嶺鄉村的人、事、物、理。其間,清晰的時間、明確的空間、親切的人物、動人的細節、傳奇的故事、強烈的情感、有機的邏輯等等,成為文化氣氛濃郁和生活氣息獨特的鄉土生活大廈必不可少的構件。不僅如此,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恰恰是經常出現在兩個主人公溫如風和安北斗之間關于“意義”的對話。這個意義,既有對星空觀察的質疑,也有對半棵樹維權的質疑。這種對話貌似不可能發生,卻是真實存在的。它在本質上與莎士比亞那句著名的“To be or not”是一致的。

其二,被仰望和被無視的星空。

在小說《星空與半棵樹》中,星空是鄉村計生專干安北斗的精神裝置。舉頭望,星空是客觀存在。仰望星空,星空是理想和希望。經常性、日常性扛著天文望遠鏡,登上廣場望星空,是安北斗的個別行為。背著高倍天文望遠鏡的安北斗出現在秦嶺深山里的北斗村,看似荒誕不經,卻又真實可信,寫出了生活的多樣性以及對多樣性精神的追求。作家在小說中設置安北斗這樣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或者是小布爾喬亞思想的人物,寄寓了理想和浪漫主義色彩,也是對于理想和健康人格的一種期待。

有光的星空代表著希望,以及超拔出現實泥漿的世界。代表“星空”的鄉鎮計劃生育專干安北斗的登場,對這個之前從未出現過的基層干部形象的著墨塑造,是這部長篇小說獨創。在堅實、 廣袤、紛雜的鄉村大地上,鄉村生活以及鄉鎮基層干部的出路也即光在哪里?路徑多種。小說對于鄉鎮干部的總體書寫是體恤的、寬諒的和正向的,這其間,安北斗的存在既真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色彩。在作家的筆下,安北斗屬于大材小用,但他不懷才不遇或怨天尤人,他對現實的“退讓”似乎也不是阿Q或孔乙己式的避重就輕的退讓,他對于生活意義的理解更獨特,對于生命價值的追求似乎更高級。小說里,這種“退”,最后也成就了“進”。當然,這也是作家的理想主義氣質的加持。

安北斗是溫如風的中學同學,被大學同學、鎮長南歸雁點將,要求追蹤溫如風、全力勸訪。 如果把《星空與半棵樹》比作一部情景戲劇,溫如風和安北斗不分伯仲,是男一和男二,是須生和小生。孫鐵錘則是矛盾的杠桿部分,是丑角、反派。這部戲真正好看的部分,不是在與反派的纏斗之中,而是在男一和男二之間產生的從物理到化學的反應。從鄉鎮到縣城到北京,溫如風丟開自己的磨房生意,一心一意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生活。溫如風與安北斗之間,一個躲一個找,一個跑一個追,最后變成一起走一起回,變化是結果,過程蘊含著巨大的戲劇張力,由此牽引出鄉村生活里的政治、經濟、倫理。在躲和找、跑和追中,安北斗由最初的勸訪到最后的陪訪,是安北斗這個志在仰望天空卻又不得不面對瑣屑生活的小公務員的情緒觀念變遷的折射。與溫如風的穩定性和一致性相比,對安北斗的行為和心理敘事,其實極考驗作家的寫作功力。《星空與半棵樹》完成得很好,故事和人都找到了對象性敘事。

傳統戲曲中用須生、小生等形象來區分角色的年齡、身份

其三,貓頭鷹的自喻和冷眼。


〔幕啟。

〔風高月黑天,雪雨飄灑夜。村頭不時傳來狗吠聲(這是編劇最愛用的舞臺提示)。

〔秦嶺南麓一個叫北斗村的田野中,一棵老樹下人影竄動,有微弱的手電光忽明忽暗。 

〔枝頭不安地站立著一只金色貓頭鷹。


03
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兼具浪漫主義和現代性

《星空與半棵樹》是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氣質久違了的一次美好“聯姻”。我這么描述,應該是不會有反對意見的。這是由文本入手,對小說的美學呈現所作出的判斷。一個開闊且富有創造性的小說創作,一定不會局限于一種或者兩種文學創作所習見的方式技法,一定是本著“為我所用”“為所欲為”的觀念, 從小說塑造人物、講述故事等創作需要出發,多法兼用、多元表現,以“冒犯”“打破”為追求,在敘事對象化的支持下開拓探索。特別是學養豐厚、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技法一定不是規則——如果是規則則毫無創作之樂趣,技法是使小說美學實踐升空燃燒的助推力。


陳彥《主角》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還是以《星空與半棵樹》為例。我們之所以不能直接就給出這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還是現代派的判斷,就在于小說成為游刃有余的技法實驗空間。陳彥的成名作《裝臺》也好,獲茅獎作品《主角》也好,貌似喜劇風格的《喜劇》也好,都還是比較典型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星空與半棵樹》大概是作家十年來在技法形式上寫得最放松的一部長篇小說。雖然作家自己一再闡明 “我喜歡這次伴隨了我好多年的星空縱深之旅,更喜歡那半棵一直緊緊牽絆著我的鄉間田埂上的樹”,雖然我也一直認為具有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才是這部小說獲得廣泛體認的關鍵。現實是連接這部小說與讀者受眾認知的重要橋梁,但是,這確實是一部洋溢著現代性的長篇小說。


除了表現主義的戲劇形式,小說的現代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具有與新的時代相適應和相匹配的知識和意識,量子糾纏、天文歷法等大量新科技新人文在小說里的頻繁出現,是對新的時代和時間感的體認。二是在現實煙火的描述中表現與客觀環境反差巨大的另類景觀,以“半棵樹”和“星空”的搭配為證,書寫不同層次和群體的生活狀態,描述人類的孤獨感和差異感。三是探討不同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理解和互助路徑,書寫對弱者和普通人的命運的深切悲憫,具有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文主義情懷。

“歸根結底,小說還是寫人的藝術。由一個或幾個人到一群人的命運, 再自然地牽連出現實的、時代的、歷史的命運。”這是陳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達的觀點。原來,作家最注重的還是“人”。 由此可見,小說寫出來之后,評論家怎么熱鬧地談論其“技術”,都是評論界自個兒看重的事。評論者“怎么看”,可能與作家“怎么寫”常常不完全同頻。這是由“符號”導致的差異。文字不同于圖像,具有多義性甚至歧義性。越是信息豐富的文本,越容易陷入各種迥然不同的闡釋之中。這是極為正常的。這恰是小說這種文體無法被替代的神奇魅力。


【作者: 】  【發表時間:2024/10/28】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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