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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由北京的幾家報刊牽頭，發起了一場對現行語文教育的聲討。說“聲討”似乎激烈了點，那就改成“討論”吧。這場討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義憤填膺的文章見諸報端，據說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城市的情況我不甚了解，僅就我所接觸的農村而言，其實真正優秀的學生是不報師范的。即便是師范畢業的優秀學生，也并不一定去當老師。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最上等的職業還是當官，當官的工資盡管不比教師高，但人們都知道，大多數當官的并不靠工資吃飯。他們合法地享受著最好的東西，他們即便不貪污不受賄也可以活得比教師好得多。無論什么人下了崗，當官的也不會下崗。常常聽說某地拖欠教師的工資，可從來沒聽說過什么地方拖欠了書記或是縣長的工資。一個中學教師被任命為哪怕是窮鄉的鄉長，也要擺酒宴慶賀，但如果讓一個鄉長去當中學教師，他很可能要上吊。當然，真正優秀的人也未必當得上官。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就很難保證教師隊伍的質量。有了好的教材，沒有好的老師，恐怕也無濟于事。所以，我想我們的語文教育改革，實際上牽扯到方方面面。什么時候當官的都想當教師了，別說語文教育中存在的這點問題，再大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我想，中學的語文課，起碼應該拿出三分之二的時間讓學生閱讀，只要不是反動的、黃色的，學生愿意讀什么就讓他們讀什么。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不一定是真理，但肯定有道理。如果我們的中學生，在六年的時間里，能讀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那寫出來的文章將會有另外一番氣象。即便他一輩子不寫文章，這一百部經典，也必將使他終身受益。在目前教育經費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讓學校拿出大量的錢來購買圖書很不現實，我們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樣，把語文教材分成《漢語》和《文學》兩本教材呢？我幼時失學在家，反復閱讀家兄用過的《文學》課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和文學素養，就是那幾本《文學》課本培養起來的。另外，我覺得，我們沒必要讓中學生掌握那么多語法和邏輯之類的知識，這些知識完全可以放到大學中文系里學。我感到，一個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時期獲得一種對語言的感覺，只怕一輩子都很難寫出漂亮的文章。而所謂的對語言的感覺，只能從大量的閱讀中獲得。至于語法邏輯之類，八十歲也可以學得會，而且很可能因為有了多年的使用語言的實踐，學起來會事半功倍。讓孩子們像嚼蠟一樣去學那樣枯燥的邏輯、語法，毫無疑問是一樁苦差事，我們完全可以把語文課教學搞得趣味盎然。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一輩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語的語法，一個基本上不懂語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確地使用母語說話和寫作。既然我們提倡學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時間去學那些對大多數人無用的東西呢？如果我們的中學語文教育能進行這樣的改革，我們的大學中文系也就多了一條存在的理由。大學中文系培養的就是精通漢語語法和邏輯的專門家，他們研究漢語的發展與歷史，他們畢業后可以教中國人學漢語，也可以教外國人學漢語。那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篇文章，小學生在學，中學生也學，大學生也在學。我想，如果把語文比喻成一架鋼琴，那么，的確需要一些人學設計、學修理，而絕大多數的人，只要學會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鋼琴，沈從文未必能寫出一本語法方面的書，而寫了很多語法書的呂叔湘，好像也沒寫出一部很好的小說。當然，如果鋼琴出了毛病，肖邦肯定馬上就會知道；如果一個句子不通順，沈從文馬上就會感覺到，并會憑著語感將它修改得很通順；如果確實是一篇好文章，呂叔湘會比常人更加頭頭是道地說出它的好處。還有一個不能不說的、令學生們頭痛、令作家們哭笑不得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文章分析。這一招聽說是從蘇聯學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的發明。這種方式，違背一般人的閱讀心理，或者說違背人們的審美習慣。從比較低級的意義上說，閱讀就像吃飯：上來一道好菜，色、香、味俱佳，吃完了，心情很愉快，身體很受用，對大多數食客來說，這就是終極的目的；如果吃完后不讓走，非要他說出這道菜是用什么原料構成，用什么方法制作，包含著什么樣的營養價值，那就很可能讓他把吃下去的嘔出來。當然，廚師進修班的學員和營養學專家另當別論。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是把閱讀當成一種休閑，是為了在閱讀中得到樂趣，誰也不會把在中學里學到的那一套，在日常的閱讀活動中運用。這種分析文章的方法，其實也不能提高寫作水平。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我們的孩子在中學的語文課堂上學到的很多都是沒用的東西。如果說有用，那就是用之于高考，高考完畢，即棄之如敝履。用這么多的時間，花那樣大的精力，去學一些一次性消費的東西，實在是很不劃算。
我并不是絕對地反對作品分析，我反對的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有的作品進行那種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階級分析。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帶著那么一點病態的惟美的休閑文章，讀這樣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么一種情調也就夠了。如果非要從這篇文章里讀出朱自清的愛國激情，非要讀出朱自清對敵人的仇恨，這就有點牽強附會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靈，會不會在云端里發出冷笑呢？當然，你一個人愿意這樣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觀點當成標準，強迫學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錯誤，這就有點霸道了。數學可以有標準答案，物理可以有標準答案，語文中的許多問題，怎么可能有標準答案？詩無達詁，好的散文、小說，也不可能只有一種解釋。一部《紅樓夢》，毛澤東有毛澤東的讀法，胡適之有胡適之的讀法，我們也好像不能因為胡適之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否定了他讀《紅樓夢》的心得。如果我們能夠把曹雪芹從時光的隧道里拉回來，讓他聽聽紅學家們對他的《紅樓夢》的分析，我想他很可能捂住耳朵落荒而逃。因此我想，應該允許學生對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個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夠自圓其說，就應該算他對；甚至應該鼓勵學生敢于標新立異，敢于與老師唱反調，與作家的創作意圖不一樣也沒有關系。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這一套東西實際上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用一個星期改革掉，那些正在被許多人口誅筆伐著的東西，也正在被許多人拼命維護著。但這眾多的反叛之聲，畢竟讓我們看到了一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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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最上等的職業還是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