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剛剛恢復了高考，這對于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們這一代六零后來講，既是春天，也是冬季結束前的一場春寒，既非常無奈又必須忍耐；走過了這個坎，前邊就是一片光明，走不過去，上學就是“胎死腹中”，只能回家勞動去了。
我的老家就在秦嶺那邊，那兒有一個著名的學校叫黑龍口中學，我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那兒度過的。
說是著名，其實就是過去這兒窮山惡水，地名的緣故。
聽我爺爺的爺爺講， 這一帶本來山大溝深，林子茂密。他們年輕時，黑龍口一帶狼蟲虎豹，常在幾百米高兩三個人胳膊合抱粗的松林中出沒，豐衣足食夜不閉戶是常有之事。然而解放前這兒鬧土匪，解放后山民大肆砍伐林木，到我從金星小學畢業到三岔河中學上學時，黑龍口一帶的山坡上，到處是裸路出來的黑石頭，像牛皮癬一樣，每到秋季山洪暴發，雨水夾雜轟隆隆的泥沙從山溝中一路狂奔，許多人的房子畜口一夜之間就沖到百十里外，窮得叮當響的黑龍口從此聲名遠播。黑龍口中學自然因禍得福，人人皆曉。
我記得上金星小學時，班主任陳灣灣說，調皮倒蛋的學生雖然考試成績很差但是將來人很聰明，容易成大器，相反死讀書的考試成績雖然優異但是不懂腦筋急轉彎，將來未必能走出秦嶺。我一直不明白他說這句話是啥意思，到三岔河中學時，因為交不起學雜費和吃不飽飯，每當上課時心慌眼冒金星的我，就撒謊想上廁所，偷偷翻過院墻，拔附近村民的生蘿卜吃、偷包谷棒子吃、偷摘樹上的柿子吃……凡能填飽肚子絕不去管生熟，及至初中畢業時，因為偷摘了二十多個生澀的柿子被學校旁的村民告發，班主任任勝道挨批，我的初中畢業證被李校長鎖進抽笹，幸虧數學老師閆慶敏急中生智用一把剪刀從抽笹縫中夾了出來，我才走進了黑龍口中學校園。
我記得上三岔河中學時，僅金星村就有伙伴三十多人。陳鎖子、溫深軍、李山來、閆棉，淑貞、駱粉芹、張鵬、李青海、李長民、駱鋼……這些十來歲的伙伴衣衫補丁摞補丁，嘰嘰喳喳不停。每當凌晨明月當空，雞叫二更時，我母親就把頭一天夜中用玉米粉揉成的一團面，像揉泥一樣再夾雜一些切成的生菜末，反復揉搓，然而放進一口鐵鍋。抓一把麥草或者樹葉送進灶膛，抽風箱的咣當聲在深夜中傳得很響，不管我睡得多么深沉，這種咣當聲總能飛進我的耳鼓，我霎時就驚醒了。當五個滾燙的綠色玉米餅裝進黃挎包中，我總能在墨油燈下，看到母親的五個指頭被燒紅的鐵鍋燙得紅腫，不停地在空中抖著，臉上卻勉強地裝出一幅笑臉，說“沒事的。你該走了，記著每天一個，路上小心掉到河里……”這樣反反復復的提醒，到了上黑龍口中學時，原來在三岔河中學上學的二百多個伙伴，這會兒只有十三人了。
從金星村到黑龍口中學要先翻過十八盤山，再越過十二道嶺。我記得十八歲第一次翻過這座山時，我們十三個伙伴繞著十八道彎彎曲曲的山間小道，汗流夾背的向前走。往往天黑前必須翻過這座山，否則黑得看不見五指的小道常常不僅迷了路，更容易陷入狼窩。所以后來我們十三人臨出門時，母親就準備了一捆麻桿，說是萬一看不見或者碰到狼時，點燃麻桿，因為狼最怕火，你一點燃它就嚇得四散。然而，等到高中二年級時，十二個伙伴卻半途而退了。只有我一個人走在十八盤的山間。我記得千不該萬不該的是空中下了一場暴雨，麻桿淋得濕透，而一只餓狼就從對面山坳中沖了過來，我頓時渾身哆嗦，關鍵時刻，我突然看到身旁不遠處有一棵楊樹，我就瘋狗一樣沖到樹下，跳起身來扯斷一棵兩米多長的樹枝，向屁股后的惡狼打了過去，結果狼跑了，我卻從山坡上滾了下去，恰巧被一棵松樹擋住。當我一瘸一拐的站到十八盤山山頂，我的眼淚刷的涌了出來。我發誓再也不登這座山了。因為在這座山上，我流下的眼淚比十八條小河都多。
十九歲這年，從麻街到三岔河要修一條公路，雖然沿河沿山掘了三米寬，一坑一凹，但是仍能繞道七十多里到達黑龍口中學。就這樣，我二哥用三袋包谷換了一輛別人的二手自行車，從此讓我不再去登十八盤山了。在那個青黃不節的年月，我的同學閔鐵拴、王占良、李玉虎、張建民……一個一個考上大學，我卻站在高考邊緣，不久幸運地走進了商州中學，從那兒考入商洛農校，后來經商州報社轉戰海南開發報社，1999年終于踏進了人民日報社的大門。
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我不記得黑龍口究竟走出了多少大學生，但我記得在如今的商洛市，至少有上百多位政府官員來自黑龍口中學。在西安一帶，有一萬多名活躍在商界政界的優秀人士均來自黑龍口中學。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飛播造林、封山育林，密密麻麻的各種林木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瘋長中，已經把秦嶺封鎖得嚴嚴實實，成了大自然界的天然氧吧。而過去破爛不堪的黑龍口中學，如今像神仙一樣端坐在藍天白云下的林海之間，時而拂現時耐隱居，讓人思緒萬千。
五十七歲這年，在中國最南端三亞市的半島藍灣小區，我一遍又一遍面對南海面對遙遠的秦嶺，寫下我的思念。
在秦嶺腳下的黑龍口中學，那是我這一代人的起點，也是我們青春的搖籃。酸楚與夢幻，相依相伴。
(李長征) 2020年3月10日于三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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