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神魔小說《西游記》為后來無數的藝術創作提供了素材和靈感，“大圣”形象不斷被演繹。然而，藝術既需要大眾娛樂，也需要超越時間的經典，除了86版《西游記》，這一題材的經典還有劉繼卣的《鬧天宮》。這套作品曾是幾代人心中的經典，而自從五十年代參加社會主義國家造型藝術展之后，原本一套八幅的《鬧天宮》就只剩下六幅。遺失多年的那兩幅作品，后來在中國美術館的庫房中被發現，而這兩幅失蹤多年的經典，剛剛在中國美術館“繼往開來—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美術作品展”上露面。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階級斗爭是衡量一切的標準，既要掃清封建思想殘余，又要抵制資本主義的腐蝕滲透，各種運動此起彼伏，今天習以為常的東西方文化藝術作品，那時候紛紛被批判打倒。然而，一部明代的神魔小說《西游記》，不但沒有被掃進封建腐朽的垃圾堆，反而成了宣揚反封建思想的經典名著，還賦予了齊天大圣“農民起義英雄”的現實意義，這頗能為我們觀察反思新中國歷史提供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也從側面看出為什么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中，劉繼卣還能創作《鬧天宮》這種題材的作品。
據說，毛澤東一生都對《西游記》抱有極高的熱情，直到晚年還將各種版本的《西游記》搜集起來互相比對，這為我們解釋一部古典神魔小說為何能在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不斷走紅，提供了一個線索。對于《西游記》中出現的角色，毛澤東往往有獨到的解讀，比如他認為唐僧是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豬八戒是自由主義者等等，但所有角色中讓他情有獨鐘的還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毛澤東在不同階段的講話和著作中經常提到孫悟空，雖然其中也有借孫悟空七十二變藏不住尾巴來比喻知識分子的負面評價（《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但總體上卻跟這個富于浪漫主義英雄氣質和反叛精神的“齊天大圣”惺惺相惜。1957年5月1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就指出中國有個最革命的孫猴子反對過玉皇大帝的專制，并將中國人民比作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推翻了蔣介石和帝國主義的專制。作為終生致力于“打破一個舊世界”的革命者，毛澤東非常欣賞孫悟空“強者為尊應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的反叛精神。
1961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觀看了浙江省紹劇團根據《西游記》改編的經典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寫下了名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這場紹劇中的孫悟空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71年毛澤東南巡到杭州時，還特地詢問起當年扮演美猴王的六齡童。當得知劇團的主要演員都在被批斗時，毛澤東打趣道：美猴王現在是不是還被壓在五行山下？由此才使紹劇團的演員得以“解放”。
領袖的贊賞，使齊天大圣鬧天宮這樣的題材不僅群眾喜聞樂見，在政治上也絕對正確，這是劉繼卣在事事講階級立場和原則的時代背景下創作《鬧天宮》的前提。《鬧天宮》作為八幅一套的年畫作品，其創作還與新中國一場聲勢浩大的美術創作運動有關。1949年新中國創建伊始，《人民日報》就發表了經毛澤東批示，劉少奇、周恩來審批，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署名的《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這份新中國文化部成立之后發布的第一份文件，直接開啟了近現代美術史上影響深遠的“新年畫運動”。從延安時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革命宣傳工作，并在借群眾熟悉的中國傳統藝術形式表現民主革命思想方面，摸索出了所謂“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新中國的成立標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通過文化宣傳使民主革命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卻還要在繼承延安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創作出大批既能反映民主革命思想，又能獲得廣大群眾喜愛的“年連宣”作品。1950年，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來自延安魯藝的蔡若虹受命組建大眾圖畫出版社（后并入人民美術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新的連環畫作品，劉繼卣就是這個時候調到北京，開始了“年連宣”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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