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施安昌先生統計，現存四種西岳華山廟碑拓本之后共有題跋、觀款二百三十余則，涉及人物三百余名。其中既有王鐸、阮元、翁方綱、楊守敬等書法名家，也有顧炎武、錢謙益、錢大昕、朱彝尊、孫星衍等知名學者。對于一種碑刻如此關注，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與唐代雁塔題名、郎官石柱題名不同的是，晚明學者的題跋更是抒發了亡國之痛、黍離悲歌。這些題跋內容豐富，書跡姿態萬千，令人在諷誦、玩味之余，可以窺知明清之際的治學和書學堂奧。
漢西岳華山廟碑紀事
施安昌
明拓西岳華山廟碑整軸（四明本）
1碑銘釋文
東漢延熹八年（165），弘農太守袁逢根據損壞的舊碑碑文重新刻了西岳華山廟碑，立于廟中。碑文隸書，22行，行38字，額篆書題“西岳華山廟碑”六字。碑銘記述自古帝王的封禪之禮，祭祀華岳，立宮其下。還記下來袁逢修繕廟宇，刻立石碑的事情。華山碑碑文據拓本釋讀如下（古代異體字以通行字體釋出）：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岳。《春秋傳》曰：“山岳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云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岳，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于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岳。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
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后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丘虛，訖今垣址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余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岳之主，位應古制，修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后。其辭曰：巖巖西岳，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云，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岳之守，是秩是望。侯唯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德唯馨，神歆其芳。遏禳兇札，揫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張昉，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
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穎川邯鄲公修、蘇張。工郭君遷□□。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篆額（順德本）
2書法評議
前人評華山碑，舉要如下：
郭宗昌天啟元年（1621）跋：“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為隋唐作俑。”
王弘撰順治元年（1644）跋：“漢隸之失也久。文衡山尚不辨，其余可知。蓋辨之自胤伯先生始，先生藏帖甚富，華岳碑海內寥寥不數本。此本風骨秀偉，鋒芒如新，尤為罕見，先生寶之有以也。先生于書法四體各臻妙，其倡明漢隸當與昌黎文起八代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耳。嗚呼！秦漢而后，詎唯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據《砥齋集》卷二錄）。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朱彝尊康熙三十九年（1700）跋：“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唯《延熹華岳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
翁方綱乾隆三十九年（1774）跋：“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后變割之所以然，則于書道源流最易見也。”
汪喜孫道光元年（1821）跋：“是碑在漢人八分書最為險勁，已開魏碑之先河。”呂世誼道光十七年（1837）跋：“發筆收筆處洵是唐人所祖，若其積健為雄，藏骨于肉，斷非韓（擇木）、史（唯則）諸家所及，故尤足尚。”
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碑記目錄》：“自朱竹垞極力嘆賞，推為漢碑第一，后儒群起而稱之，遂有千金之目。反令《婁壽》、《劉熊》未堪比價。其實不過與《百石卒史》相頡頏，亦未為絕詣也。”又評《孔廟置百石卒史碑》：“是碑隸法實佳，翁覃溪云：‘骨肉勻適，情文流暢’，誠非溢美。但其波磔已開唐人庸熟一路，史唯則、梁昇卿諸人未必不從此出。”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華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為中郎之筆，推為絕作。實則漢分佳者絕多，若華山石碑實為下乘。淳古之氣已滅，姿制之妙無多，此詩家所薄之武功、四靈、竟陵、公安，不審其何以獲名前代也。”
可以看出，除了對華碑的不同評價外，還涉及“倡明漢隸”“漢隸三種”“唐人所祖”幾方面問題。區別與分類為科學研究事物之初階，朱彝尊舉漢碑十七種，分方整、流麗、奇古三類，又三類之間可以兼通。在此之前，漢隸分類不見有人提出；在此之后，漢石出土日多，評家賞析各異，但此三類終不能棄，只是詞語變換而已。
復興隸書始于晚明，清人繼之推波助瀾，題目越做越大，風格越來越多，華山碑恰恰是發軔之作，標型典范。深山幽寺中的一塊石碑，一千五百年后，碑石早已毀壞，拓本卻忽然煊赫人世。對此，只有從書法的歷史演變和明清社會思想去看，方能得到解釋。清人復興古代書體的功績超過前代。
龔自珍、趙之謙等跋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3雙鉤補摹重刻
古人在碑帖上曾經下過許多功夫，清朝更是蔚然成風。功夫之苦，精神之執著，難以想象。時過境遷，后人往往不甚了了。這里以華山碑為例對雙鉤、補摹、重刻等事略加鉤稽，分別解釋。
（一）雙鉤用頂薄的宣紙或油素紙蒙在碑的拓本上，以細筆尖將碑字的輪廓原樣影搨下來，要求精確。筆畫損缺，石花泐連都一一照描，毫發無爽。這個辦法與古人鉤摹法帖一樣。借到善本即雙鉤一本，無異于今天得到一復印件，以便日后臨習。看到一雙鉤本，不僅可知是哪種碑，還可知道是哪一種拓本。鉤摹幾遍不但得到間架用筆的深刻印象，而且對考據特征也了如指掌，功效自現。跋語中反映雙鉤之事數不勝數，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陳奕禧在邗上周儀家看到關中本連夜鉤摹一過，并抄錄全部跋文。四明本插架天一閣時，張燕昌曾雙鉤一本，并寄示翁方綱。順德本出名甚晚，但在此前它的雙鉤本卻一直被人們輾轉摹寫百余年，誤以為從長垣本所出。就題跋所記，翁方綱鉤摹華山碑前后不下十遍。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缺失部分為清代趙之謙雙鉤補全
（二）補摹古碑的早、晚拓本差別很大，早本字畫清朗，神氣充沛，文辭完整，正是可貴之處。然早拓善本不易見，更難得，持晚本者每每希望見到早本。一旦相遇便將其多出之字鉤摹下來，以多出之字補充晚本缺文，這便是補摹。長垣比四明、華陰兩本都多九十余字（因有幾字實際所差半字，所以各家計數不同），故后兩本都有人補摹過。乾隆四十三年（1778），翁方綱借朱筠藏華陰本鉤得一幅，其中闕文據金農鉤本補入，后送畢秋帆重刻華碑。乾隆五十二年（1787）錢大昕、錢東璧父子為天一閣編碑目得四明本全碑一幅，后據長垣本將闕文在石泐處鉤出補全。
順德本雖早，然有兩開九十六字散佚，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田獲得后即倩趙之謙補摹，趙氏是從自己所存舊摹本鉤出，仍有出處不明之憾。兩年后李文田攜順德本前往宗源瀚處校碑，并從長垣本上精鉤兩開再次補入。可見補摹是在校碑基礎上十分認真而慎重的事情。
李文田復原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碑式
李文田致樵野書札（附順德本內）
（三）重刻既然名氣很大，為了滿足社會要求，華碑一刻再刻。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但不見中郎猶見虎賁不為無益。
乾隆以后，華碑屢經摹勒重刻，其事有：
1.陸耀刻石于吳中，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
2.姜白蒲刻于吳中，也在乾隆四十三年前。
3.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翁方綱借得金農雙鉤本摹一冊，又借來朱筠藏華陰本細校，后又重新摹寫一本寄畢沅，刻碑于華陰廟。
4.乾隆四十三年（1778），陳崇本得翁方綱摹本而刻。
5.嘉慶十四年（1809），阮元按四明本刻華碑于揚州北湖墓祠，同時還刻泰山刻石。
6.錢寶甫從四明本雙勾勒石于華岳廟，時間在道光初年。
陸燿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此外，江藩為阮元《華山碑考》所寫序中還提到歙州巴慰祖氏、江氏翻刻。又盧敏肅刻碑于華陰廟（阮元道光十六年跋）。
銅城張伯英談重刻碑帖，言得三昧：“重摹古碑與刻后人書跡難易迥殊。刻后人書易肖，唐以前則較難，漢、魏古碑凡翻摹者只能略存梗概：非時代所限邪？昔時無影照法，非重刻無以傳形。欲使孤本流布，舍重刻無他術，雖明知其不易肖而不能已也。”（《寶漢齋藏真帖》跋）
無論是雙鉤、補摹還是重刻，都必須做得很精細，很客觀，絕不同于書法的臨、仿。和人們對古書的輯佚和復制一樣，完全是為了使古人書跡得以傳播于今，流傳于后，盡量發揮其價值。同時，由于雙鉤、補摹和重刻過程都要求一絲不茍，求其神似，所以也是掌握書法的極好途徑。
阮元、徐樹銘等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4墨拓遺珍
華山碑在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已有著錄。明萬歷年間，關中金石家趙崡撰《石墨鐫華》，攜紙、墨四處訪拓，華岳漢碑皆亡，連碑拓也難求索，唯一幸見者——東肇商所藏舊拓華山廟碑一冊。
今知漢華山碑可信的拓本有四件：一是長垣本，以明代長垣王文蓀藏得名，后因商丘宋犖獲得又稱商丘本。二是華陰本，明代先后為華陰東肇商和郭宗昌收藏，也稱關中本。三是四明本，明時寧波豐熙萬卷樓與范欽天一閣曾藏，寧波古稱四明。四是順德本，因清季順德李文田家藏而得名。又因清初在揚州馬曰璐小玲瓏山館，故稱小玲瓏山館本。這些可以說是異稱別名，為了區分同碑的不同拓本，通常以所拓的時代或者以舊藏者冠以名前，如明拓泰山刻石、清拓泰山刻石、又如安國舊藏泰山刻石，李國松藏本、孫星衍藏本等。以藏家地望稱名，尚屬少見，華山碑首先從華陰本出名，后出者相比而稱之。這一情況也反映了此碑特殊的地位和影響。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篆額（長垣本） 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長垣本） 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關于華山碑原石的損裂及最終碎毀的時間，文獻記載和認識尚有分歧。依據碑文損泐多少鑒定四種拓本的先后順序是順德，長垣，華陰，四明。前兩種為宋拓，后兩種則不會晚于明拓。
每本華山碑拓都有自己的遞藏歷史。經以往學者研究分別簡述于下。
長垣本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長垣本）
明代曾藏長垣王文蓀家——康熙三十八年（1699）商丘宋犖得到攜至江南——乾隆五十八年（1793）轉藏商丘陳崇本處——嘉慶二年（1797）成親王永瑆購得——約道光六年（1826）歸諸城劉喜海——同治三年、同治四年（1864、1865）平樂黃琴川獲得——后歸上元宗源瀚——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端方寶華庵……1929年已為日本中村不折收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所藏。
華陰本
宋拓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明時為華州東肇商、云商兄弟家物——天啟元年（1621）華州郭宗昌獲得——順治元年（1644）華州王弘撰收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海黃文蓮得碑于安徽歙縣——乾隆三十八年（1773）黃氏將碑贈予大興朱筠——道光十六年（1836）長樂梁章鉅在北京與洋商爭購華陰本——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端方寶華庵——崇德吳乃琛貯藏——1959年歸故宮博物院。
四明本
此本曾為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豐熙、鄞縣全謝山和寧波天一閣范氏遞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范氏將四明本送予嘉定錢大昕及子東璧……嘉慶十三年（1808）儀征阮元在杭州購得——咸豐九年（1859）轉歸長白完顏崇實——光緒三十三年（1907）亦為端方所得——清末，端方之女與袁世凱之子克權成婚，以四明本作妝奩——后曾質于濟寧李汝謙——先后為潘復、胡惠春遞藏——1975年歸故宮博物院收藏。
順德本
明清間此本先后被仁和金農和江都馬曰璐收藏——嘉慶十九年（1814）轉入江寧伍福家——道光元年（1821）陽城張敦仁購得于邗上——同治十一年（1872）順德李文田督學江西從張氏后人買下——光緒二十年（1895）李文田于北京去世，其子李淵碩攜此本返粵——李棪（淵碩子）繼續保存——北山堂藏——1971年歸香港中文大學。
上面四種拓本的傳承經過主要是根據附在拓本前后的題跋考證、梳理出來的，譬如朱筠子朱錫庚嘉慶十六年（1811）在華陰本后就詳細敘述了三本華碑的流傳經過。四本華碑上的后人題跋、題詩和觀款共計有二百三十余條，涉及人物三百多個，細細玩味，可知清代碑學興起的由來，可知金石家、書法家和收藏家的治學和情懷，可知顯宦學人之間交誼往來，可知三百年翰苑墨林之勝概。題寫當中最早一則是郭宗昌于天啟元年（1621）正月十五日寫在華陰本上的。最晚一則為章士釗于四明本題的長詩，時1965年。（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清人跋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舊簽
伊秉綬、孫星衍、李文田等跋西岳華山廟碑（順德本）
郭宗昌、梁爾升等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錢大昕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錢謙益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王鐸跋西岳華山廟碑（華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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