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76年病重期間對身邊的政治局委員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蘇維埃時期銳意反腐
毛主席30年代初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時,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阻力。毛主席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死刑,并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
李自成的教訓
毛主席特別關注的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1944年,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甲申三百年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毛主席當即指示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毛主席在《學習和時局》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糖衣炮彈問題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也是三大戰役順利結束后,建立新中國已指日可待。毛主席高瞻遠矚,在會上警示全黨:“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新中國建立后的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國家機關中部分工作人員的腐敗現象便頻頻出現。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貪污的嚴重犯罪事實。毛主席十分憂慮,他用一股“貪污浪費的狂瀾” 形容此現象。12月1日,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主席在審改此《決定》時,特地加寫了一段話:“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隨著“三反”深入,發現黨內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有關。如,天津不法商人馬玉恒一人腐蝕干部170人,其中團、師、軍干部達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的指示》。據中紀委截至1952年7月的統計,參加運動的有312.2437萬人,其中有貪污行為者122.6984萬人,占參加運動總數的39%強;貪污分子中有黨員20.2683萬人,其中6萬余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約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委或相當于省委一級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當于地委一級的干部576人,縣委或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3428人。在外部開展的懲治不法資本家的“五反”斗爭中,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私營工商業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為90%。毛主席下決心要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時,有同志為他們求情,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百個,2千個,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重提階級斗爭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大受鼓舞,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毛主席1959年11月12日,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
1962年下半年對農村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問題,毛主席與絕大部分中央領導發生的嚴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兩條道路和階級斗爭形勢的嚴峻。在1962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并在會議《公報》中寫道:“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在這些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斗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1958年“大躍進”,全黨、全國曾出現浮夸風、要求取消商品生產等不正常現象,毛主席最先察覺并開始加以糾正。為了防止人與人之間關系出現質的變化,毛主席特別強調干部要聯系群眾、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他在1963年5月9日,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上的批示:如果共產黨人不能“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薄叭绻芾砣藛T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
為黨、國家和民族未來嘔心瀝血
1965年后,毛主席認為,中國會不會資本主義復辟,關鍵不在基層,而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其危險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而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對此或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較大抵觸情緒。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 “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說:當時的“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F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 “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本褪1965年的重上井岡山,毛主席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薄敖⑿轮袊懒硕嗌偃?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對他們說:“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撫今追昔,他老人家的話怎么能不振聾發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