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一年，是1910年的9月。
每年的這個季節，大量獵人涌入位于中國東北呼倫貝爾大草原的滿洲里，開始大規模捕獵一種被稱為“旱獺”的動物。
旱獺，學名“Marmota bobak”，是松鼠科中體型最大的一種——用我們比較熟悉的稱呼，就是“土撥鼠”。
旱獺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藥，但最珍貴的，還是它身上的這張毛皮。
旱獺的毛皮皮質好，堅實耐磨，經過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紀初的國際市場上很受歡迎。在宣統二年（1910年）這一年，一張旱獺皮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已經上漲到了1.2盧布——大致相當于當時的一兩白銀。
僅1910年，從滿洲里出口的旱獺皮就達到了250萬張。
由于每年的9月前后是土撥鼠皮毛生長最好的季節，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國人就雇傭了大量華工，一起捕捉旱獺。
那些從直隸和山東被招募過來的中國苦力們，最初并沒有什么捕捉旱獺的經驗，但好在這個季節的土撥鼠相對便于捕捉，聰明勤勞的華工很快學會了捕捉的方法。
尤其是他們發現運氣好的話，會遇到一種“呆笨”的旱獺：
這類旱獺步履踉蹌，碰到獵人時既不能跑，也不會叫，而是傻傻地呆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獵人們發現，這類旱獺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狀物體，而且會被同類拋棄，不被允許與其他旱獺一起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這類旱獺，獵人們就會慶幸自己運氣不錯。他們也知道，這是一只生病的旱獺，不費什么力氣就能捕捉到。他們像對待其他旱獺一樣，將它們的皮徒手用刀剝下，至于肉，作為一頓改善伙食的大餐。
至于這只旱獺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關心。
事實上，以當時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得知旱獺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獺得的是一種由耶爾森菌屬中的一種引發的烈性傳染病。
這種傳染病，曾在14世紀中期短短六年時間里，導致近3000萬歐洲人死亡。
它曾被稱為“黑死病”，但有更官方的叫法：
鼠疫。
2
在那一年，究竟是誰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種說法。
按照《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的記載，是這樣的：
“工人張萬壽者，向在俄境大烏拉站以招工為業。宣統二年九月初，工棚內暴斃七人。俄人聞之知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將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盡行燒毀，以為斷絕疫根之計。”
大烏拉站距滿洲里百三十里，有業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烏拉站來滿，寓居鐵路界內二道街張姓木鋪，二十三日疫發相繼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連印二人遂亦傳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為滿洲里疫癥發現之起源。”
若按這份記載為準，那么這里面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鼠疫的初發，大概是在1910年9月中旬;
第二，初發的地點，是在俄國境內;
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華工；
第四，俄國人已經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傳染病，但他們只是做了簡單粗暴的驅逐；
第五，在驅逐后，鼠疫被華工帶回了滿洲里。
當然，在當時的第一時間，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就是鼠疫——事實上，致命的細菌還在最先接觸旱獺的獵人們身上潛伏，倒是通過交叉感染在木匠們身上爆發了。
20世紀初的那個秋天，廣袤的東北大地提供了鼠疫傳播的理想環境：
天氣漸涼，一個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幾個乃至幾十個人，大家互相抱團取暖，房間密閉，空氣極不流通；
在寒冷的天氣洗澡和洗頭，對于當時的東北人來說本來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衛生狀況加速了細菌的傳播；
當時無論政府還是民眾對“防疫”的意識幾乎等于零，各地也沒有必要的防疫設施和機構，對現代醫學的概念也毫無認識，老百姓生病后甚至會求助于“跳大神”這類封建迷信來治病。
尤其關鍵的是，東北當時擁有中國最完善的鐵路系統，在俄國和日本控制下的鐵路體系，一開始也沒有對疫情有足夠的認識，大量已經被細菌感染的旅客通過四通八達的鐵路，將鼠疫傳播向了四面八方。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開，一場慘劇開始上演。
3
災難最先爆發的地點，是哈爾濱的傅家甸。
從1910年12月10日開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過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兩三天后就胸悶，頭痛，呼吸困難，渾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
關鍵是，這種疫病的致死率極高——在疫情爆發階段，傅家甸確認染疫人數為1535人，死亡1535人。
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長春出現首個病例，隨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數超過50人。
在奉天省的沈陽，1911年1月2日出現首個病例，隨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農村。有一個男人從沈陽市內回到農村，染病而亡。全家七口人在幫他照傳統習俗舉辦葬禮后，幾天后相繼染病死，只留下一個嬰兒。鄰居們幫忙埋葬了這一家后，拿走了這家人在屋內的各種物件，隨后接連死去，最終除了一名70多歲的老婦人和3名嬰兒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時之間，東三省風聲鶴唳，棺材脫銷，道路邊甚至可以隨處看到橫躺著的尸體。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開始也沒有引起必要的重視。直到1月12日北京出現首例病例和1月14日天津出現首例病例后，意識到疫病已經威脅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終于發布上諭：
“現在東三省鼠疫流行，著予于山海關設局嚴防，認證經理，毋任傳染內地，以為民生。”
但此時已為時已晚。
所幸即便是臨時抱佛腳，清政府還是拿出了一定的辦事效率：立刻開始籌措防疫資金，設立“東北防疫總局”，聘請國內外的防疫專家到東北幫助防疫。
這三項措施的前兩項，都是投入錢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項，卻沒有那么簡單解決。
當時，在東北擁有各自勢力地盤的俄國和日本，都站出來指責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揮不力，進而提出要擁有獨攬東三省防疫工作的權力。
防疫需要調動從軍隊到警察到各個部門，所以不僅僅只是簡單的防疫，是關系到國家主權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年僅31歲的華人被推到了時代舞臺的正中央。
1910年12月，這位華人被任命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
他的名字，叫伍連德。
4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廣東，出生于馬來西亞。
1896年，17歲的伍連德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曼紐爾學院，畢業后考入圣瑪麗醫院實習，隨后又到英國、德國和法國等醫院實習和研究，最終在馬來西亞檳榔嶼開設私人診所。
1907年，28歲的伍連德接受了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的邀請，回國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院長），個人命運開始與祖國發生關聯。
伍連德。他出生于馬來西亞，但按1909年頒布的《大清國籍條例》規定，父親出生在中國，即擁有中國國籍，所伍連德也是中國人。
1910年的東北鼠疫爆發后，時任外務部右丞的施肇基（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洞悉日俄欲借“治疫”之機行統治東北之實，所以力薦由本國人擔任防疫的總醫官。
伍連德，就是在施肇基的極力推舉之下，走馬上任的。
伍連德上任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這次疫情——當時還沒有人知道是鼠疫。
為此，伍連德在不知不覺中創造了一個紀錄：他成了中國第一個現代醫學意義上解剖人體的人。
12月26日晚上，傅家甸有一名嫁給中國人的日籍客棧老板娘染疫暴卒。第二天一早，伍連德和助手就趕到事發地，在貧民區的一棟小樓里開始解剖尸體。
伍連德從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樣本進行細菌培植和涂片觀察，同時通過切開死者的肺臟與脾臟表面提取組織塊放入盛有福爾馬林液體的容器里。在完成這一切后，伍連德將死者器官復位，縫合好表皮，為之穿戴整齊并放入事先準備好的棺材中——這一切都是瞞著外界進行的。
在之后的四天時間里，伍連德在實驗室里進行了緊張的分析和研究。在高倍顯微鏡下，伍連德看到了所有切片中都出現了成群的鼠疫桿菌，而且是特有的兩頭著色的卵圓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伍連德提出了這次東北疫情的源頭，是一種之前并沒有見過的“肺鼠疫”——不同于之前通過跳蚤傳播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過空氣傳播，尤其是飛沫傳播，所以殺傷力極大。
在搞清楚了疫情的起因之后，伍連德立刻開始著手防疫工作。
但是，困難比他想象得要大很多。
5
伍連德首先遭遇的，是民眾的信任問題。
在現代醫學尚未普及的那個年代，廣大中國人只信中醫，認為西醫都是“洋人的玩意兒”。疫情爆發之初，東北各地不少中醫給出的判斷是“戾氣致疫”或“干燥致疫”，各種中醫“偏方”也開始頻頻出現，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去西醫診所。而中醫們也確實相信自己能夠對抗這場疫情，都勇敢地沖到了第一線。
結果，在長春某個10萬人口的地區，登記備案的31個中醫，有17個染疫而亡，這個結果讓老百姓開始涌入伍連德在各地開設的鼠疫醫院尋求幫助。
第二個是衛生習慣問題，比如戴口罩。
由于“肺鼠疫”可以通過飛沫傳播，所以戴口罩是一項簡易卻非常有效的防治辦法，但當時中國人幾乎沒有戴口罩的習慣，甚至那些中醫在接待病人的時候也不佩戴，這也是造成中醫人員大量犧牲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此，伍連德和他的助手們大力提倡每個人都要佩戴一種他發明的簡易口罩：用外科手術用的潔白紗布制作，被稱為“伍氏口罩”。隨著疫情的加重，街上戴口罩的中國人開始多了起來，雖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戴口罩的正確方法——有的套在脖子上，有的掛在耳朵上——但隨著正確佩戴口罩的人慢慢增多，疫情的交叉傳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三個是習俗問題，比如過年走親訪友。
1911年的除夕是1月29日，正值疫情的高發階段。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就是春節要回老家，還要走親訪友，這給疫情的傳播提供了最可怕的人傳人渠道。
為此，伍連德上奏清政府，并請俄國和日本政府配合，嚴格管控東三省鐵路，派人沿途巡查，不允許攜帶細菌的人群繼續流動。
此外，伍連德奏請調來了1160名職業軍人和600余名警察，進行防疫的專業訓練后投入戒嚴和檢查工作。他將這場鼠疫的源頭傅家甸劃分為四個區，每個區都委派軍隊、警察和高級醫官分工合作，設立隔離區、消毒區、辦公區和醫務人員宿舍，密切監控街道上一切流動人員，所有參與防疫工作的人員每天都要進行嚴格消毒。當然，警察的另一項工作是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彈壓部分不肯理解或合作的群眾——他們認為政府不讓他們走親訪友乃至隔離是“違背人性”和“傷天害理”的。
第四個問題，是社會輿論問題，比如謠言。
疫情一發，謠言四起。其中一類謠言，就是這次疫情是來自“邪惡敵人的攻擊”，比如說是俄國人或日本人干的。當時流傳甚廣的一種說法是，這次的疫情是日本人在東北水井里投毒引發的，目的是“要毒死全部中國人”。
盡管日本當時對中國的東北確實是狼子野心，也確實在背后搞過不少小動作，但要發動如此大規模的細菌攻擊，有一條邏輯是說不過去的：當時在東北有大量日本的僑民，他們沒必要進行如此“無差別攻擊”。
當時的《盛京時報》在1月27日的文章也指出了這條邏輯：
“夫疫癥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懼，日人亦居奉天，豈獨不怕傳染乎？是以謠傳不辨自明。”
事實上，恰恰是因為俄國和日本在當時的中國東北有大量利益，所以他們反而是最積極的防疫合作者。伍連德也深深認識到了這一點，和俄國與日本援助的醫療力量密切合作。在防疫過程中，甚至出現日本的醫官和妻子在照顧中國病人時雙雙染疫而亡留下三個孤兒的事。
截至1911年3月3日，日本投入東北的防疫經費是1427萬日元，俄國是24萬盧布。（《沈陽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于永敏、劉進、王忠云，《中國科技史料》16卷4期（1995年），66頁）
應該說，至少就防疫這件事本身而言，中日俄三國是密切合作的。
另外一類謠言，自然就是夸大疫情，制造恐慌。伍連德深知，杜絕謠言的最佳辦法，就是透明公開。在他的主導下，很多地方沿路開始張貼“疫情形勢表”，奉天防疫事務所自1911年1月20日開始，每天發布從前一天晚上6點到當天晚上6點的“疫病患者表”，表格里，從本日新患疫到疫死者到患疫者總數，每一條都非常詳細。
在這樣的舉措下，謠言開始明顯減少。
第五個問題，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比如土葬。
伍連德經過研究發現，鼠疫細菌在人的尸體上甚至能存活長達6個月，而中國人講究土葬，疫情高發時，很多尸體甚至就裸露在外擺放，而墳場則成了一個巨大的感染源，這無疑大大增加了鼠疫的傳播概率。
但要求尸體一律火葬，卻又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因為這和中國老百姓崇尚“入土為安”的觀念相抵。
關鍵時刻，伍連德得到了施肇基的大力支持，由施肇基不斷上奏，當時的攝政王載灃最終拍板：疫區的尸體一律統一火化。
事實證明，伍連德采取的這一系列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
6
1911年1月31日，是當時東北疫區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在這一天，東北疫區的死亡人數第一次出現了下降。
在這之后的2個月里，這個數字一直在持續下降，并沒有出現過反復——這意味著疫情指數已經越過了拐點，開始掉頭向下了。
3月1日，伍連德記錄了東北疫區最后一個鼠疫病例。
到了這時，他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疫情終于完全控制住了。
但這場疫情，對當時東北地區造成的傷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僅在東三省，這場鼠疫就奪去了近6萬人的生命，其中情況最嚴重的哈爾濱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占到該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染疫而死。
但換個角度來看，從疫情爆發到疫情結束，這個過程滿打滿算，也就5個月左右的時間——以當時清政府的能力、東北地區的衛生條件狀況和人們對疫情的認知，這場疫情能及時控制住并且沒有造成更大擴散，已經是一個奇跡。
而這場鼠疫還有一個意義就是，讓中國民眾初步普及了現代衛生知識，讓國家初步確立了防疫制度。
在這個過程中，伍連德確實功不可沒。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組織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大會的主席是伍連德。來自英、法、美、俄、日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專家出席了這場會議——這是近代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站公開了1901年到1950年之間的諾貝爾獎候選人資料。在1935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中，人們找到了一位獲得提名的中國人。
他是那50年中，唯一一個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他叫“Lien-Teh Wu”。
沒錯，就是伍連德。
饅頭說
曾經獲得過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喬舒亞·萊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說過一句話：
“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很多人當初聽到這句話時，覺得很詫異，但仔細回想一下，其實不無道理。
回顧人類歷史，造成最多生命消失的其實不是戰爭，是細菌和病毒造成的瘟疫：
第一次世界大戰，算上平民一共死亡1600萬人，而一次“黑死病”僅在歐洲就奪走近3000萬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大約有7000萬人死去，而天花病毒在18世紀大約奪走了1億以上人的生命。
遠的就不去說了，就說眼前的這場我們與病毒之間的戰爭：從一個市場開始，到一個城市，到一個省，到全國，到一個大洲，再到全世界，蔓延之快，影響之大，讓人心悸。
在這個過程中，從小的方面來說，我們看到了很多閃光點，很多動人事跡和感人畫面，但也看到了很多可以改進、值得反思乃至必須要檢討的地方。我們應該認識到，在這種涉及到整個人類的危機面前，我們不能每次都把希望寄托在具體的某一個人上面，無論是伍連德還是鐘南山，而是應該有一套能立刻高效運轉，每一個環節都不應該出現紕漏的成熟機制和體制——在這一方面，我們依舊還有不小的提升空間。
而從大的一方面來說，如果上升到整個人類層面的話，我們還是要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時至今日，人類科技文明的發達已遠非我們先輩們所能想象，上天入海，似乎無所不能。但在未知細菌和病毒面前，我們的人類文明卻又像一棵隨時可以被掐斷的小草一般孱弱——我們的這份自信，又是從何而來？
前兩天看到某衛視新聞采訪一名醫務工作者，連夜操勞的他，在鏡頭面前依舊保持昂揚的斗志，他不無悲壯地說：“只要精準防控，精心醫治，在人類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大意）
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總覺得他的話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對。
半小時后，當地的本地新聞再一次播放這條消息，電視編輯把“在人類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這句話給刪掉了。
我個人覺得，這位編輯做得對。
作為這個星球的萬物之靈長，我們人類還是要時刻保持一顆敬畏之心。
有敬畏，不等于選擇放棄。正相反，有了敬畏，才會在事前防微杜漸，而即便是災難發生后，也會在退無可退之際，爆發出昂揚的斗志和巨大的能量。
人類和病毒之間的博弈，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我們要學會有敬畏之心，那是對大自然應有的尊敬。
但面對威脅到人類生命的敵人，我們絕不會放棄投降。
加油！加油！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上）、（下）（王道瑞，《歷史檔案》，2005年01期）
2、《庚辛鼠疫與清末東北社會變遷》（李皓，東北師范大學 碩士論文 2006年）
3、《清末宣統年間東三省鼠疫研究》（李銀濤，河南大學 碩士論文，2004年）
4、《清末東北政府防疫措施述評——以<盛京時報>報道的1910-1911年鼠疫為例》（任金玲，《商》，2014年05期）
5、《鼠疫斗士：伍連德自述》（伍連德，轉引自騰訊網《伍連德自述：東北黑死病》，編輯/楚庭）
6、《鼠疫斗士伍連德：華人世界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劉玉峰，《三湘都市報》，2013年1月20日）
7、《東北鼠疫導致6萬余人喪生，如果不是以科學原則推動建立現代防疫體系，死亡數量將會更為巨大》（陳祥，段文，上海熱線，2020年1月28日）
希望在非常時期，大家都一切平安。
尤其是在湖北的各位讀者以及奮斗在防疫第一線的各位，
你們辛苦了！請一定要保重！
我所能做的不多，但也正在努力做。
本文不開贊賞，
但你們的愛心我都會想辦法轉達。
也希望各位能各自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照顧和陪伴好各自的家人和朋友。
一切都會過去的！
加油！
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