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將領中，張琴秋是唯一的女性。雖然鄧穎超、蔡暢、劉英、賀子珍、鐘月林、鄧六金等老大姐也參加了長征，但從事的大多為機要、秘書、及黨團婦女工作，沒有在紅軍作戰部隊中擔任高級職務。1955年授銜時唯一的女將軍李貞，在紅軍時代擔任的最高職務為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而在紅軍時期，張琴秋曾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而陳賡、陳再道、王宏坤、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王新亭、劉華清等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國的大將上將們，當時都曾是她的部屬。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后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紅二、四兩個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任弼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賀龍、關向應等二十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同為西北局委員，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從上海大學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走上革命道路
張琴秋
1904年11月15日，張琴秋出生于浙江桐鄉縣石門鎮的一戶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張琴秋一直就讀于石門振華女校。在這里，張琴秋結識了她的小學同學孔德。從振華女校畢業后，張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師范學校和蔡元培創辦的上海愛國女校讀書。在上海讀書期間，張琴秋經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認識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著也認識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早在1921年4月，沈澤民就經沈雁冰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4年初，張琴秋辭去母校的代課教師，來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大學是一所進步的學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張太雷、惲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該校的教師。恰巧，沈澤民此時已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琴秋與時任社會學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同為社會學系的同學。1924年4月，經楊之華等人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于同年11月轉為中共黨員，成為我黨最早的女黨員之一。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張琴秋與沈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禮。婚后他們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比鄰而居，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張琴秋與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孫冶方等一百多人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
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于生孩子，張琴秋留了一級，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楊尚昆的夫人）等成為同學。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學生回國分配工作。張琴秋和沈澤民也都回國。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毅然決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醫院。在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尚未認清王明真實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后，沈澤民被剛取得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久，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王明派沈澤民作為中央代表，并擔任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但不久，在黨內資歷很深、見風使舵投靠王明的張國燾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
出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
1932年11月間，在紅四方面軍翻越巍巍秦嶺，進入關中平原前夕，張琴秋被正式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也是土地革命時期乃至整個戰爭年代，女戰士在我黨軍隊中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稱張琴秋為紅軍唯一的女將領毫不為過。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談到張琴秋的政治工作時說:“張琴秋同志任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原為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沿途開展政治宣傳工作認真積極，起了很大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長途西進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行動。張國燾卻以保密為由，事先既不在領導層中研究商討，進行中又不向指戰員解釋。他的這種家長式作風引起了廣大指戰員的極大不滿。同時，指戰員們都希望盡快結束這種無根據地的盲目流動。12月初，當部隊西行至陜南城固縣小河口鎮停下來以后，各種意見都出來了。紅四軍政委余篤三和四方面軍總部的干部王振華、朱光等私下醞釀著，要到中央告張國燾的狀。一天，張琴秋與曠繼勛、余篤三、劉杞、王振華、朱光等幾個人便請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據地領導人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說向中央反映情況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遙遙幾千里，怎么個去法？況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會不會聽，還是個未知數。鑒于此，曾中生建議不如寫一份意見書，由他送張國燾。大家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于是，曾中生根據大家的意見，寫了份材料，準備交給張國燾。同時，大家又推舉張琴秋去做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的工作，以爭取得到他的支持，畢竟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關系較為密切。張琴秋將大家的意見向陳昌浩說了以后，陳昌浩立即報告了張國燾。
張國燾得知這一情況后，為了應付這些同志的要求并緩和部隊的不滿情緒，于12月8日在小河口召開了師以上干部會。會上，張琴秋和到會的其他同志，都對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和家長式作風提出嚴肅的批評。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轉移，迅速在川陜鄂一帶創建根據地，盡快把今后的行動方針告訴中央。張國燾對提意見的同志懷恨在心，伺機打擊報復。
在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下，紅軍以勢如破竹之勢挺進川北，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的好轉。張國燾對于在小河口會議上給他提過意見的人卻一直懷恨在心，此時他認為打擊報復的時機已經到來，開始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陸續將曾中生、余篤三、曠繼勛等人殺害。張國燾一天突然找張琴秋談話，要她揭發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動，并交代與他們的關系。張琴秋實事求是地談了小河口給張國燾提意見一事的經過，在《我的聲明書》中說:“我曾經同李特同志談國，我們總覺得這樣將部隊開跑，領導上總是不正確的。”張國燾見她態度強硬，拒不認錯，于1933年春撤了張琴秋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派她到紅江縣（今通江的涪陽壩）擔任縣委書記。她也是川陜蘇區的第一位女縣委書記。當時，有不少人都為張琴秋的撤職而不平。但她卻剛正不阿，對于張國燾的打擊，從不屈服。她胸懷寬廣，一切以大局為重，她認為只要是黨的工作，干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后，二話沒說，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崗位。
1933年夏，張琴秋從紅江縣委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當部隊離開通江、巴中、南江一帶北上時，張琴秋帶領五百名女戰士，擔任護送三百名紅軍傷員的任務。在苦草壩附近時，她們遭到了軍閥田頌堯一個團的襲擊。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她指揮戰士們沉著應戰，打得敵軍暈頭轉向，敵人還誤認為是遇上了紅軍主力。張琴秋抓緊時機，向敵人展開強有力的政治攻勢，組織大家向川軍的士兵喊話。川軍士兵們紛紛調轉槍口，產生嘩變，將川軍營以上軍官們捆了起來，投降了紅軍。捷報很快傳遍了紅四方面軍和根據地。從此，“五百農婦繳一團白軍的槍”，及“女將軍張琴秋指揮如神”的故事在根據地廣為傳頌。
戰敗被俘與再婚
1936年7月，在紅四方面軍第三次過草地之前，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結婚。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余人組成西路軍，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已懷孕的張琴秋作為西路軍組織部長，擔負著繁重的干部調配工作。不久，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要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張琴秋送到西路軍總醫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敵眾我寡，西路軍雖英勇殺敵，但仍難以擺脫失敗的命運。1937年3月14日，陳昌浩在甘肅石窩山南麓主持召開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最后一次會議，包括張琴秋在內的二十多位師團級干部參加。陳昌浩宣布:軍政會決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兩位首長離開部隊，突圍回陜北延安，向黨中央匯報，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負責指揮西路軍余部突圍。當晚，陳昌浩和徐向前悄然離開了部隊。臨別時，鑒于西路軍失敗，陳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沒有與張琴秋說什么話。
張琴秋在分散突圍中被俘，“馬家軍”審訊她時，戰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搶著替她回答說叫茍秀英，四川人，45歲，伙夫。就這樣，張琴秋在戰友的掩護下，暫時躲過了劫難，被押送到西寧羊毛廠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張琴秋的身份暴露了。當敵人知道她原來就是早已聞名的紅軍女將領張琴秋時，頓時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時機已經到來，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兩位女戰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賞。
1937年8月，張琴秋被押解到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參加國共談判的周恩來經與敵人交涉，將張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獄。10月，經歷劫難后的張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張琴秋猶如久離母親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倍感到黨的親切、組織的溫暖。她看到延安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激動得熱淚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組織要求工作。
在張琴秋的多次請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黨校進行短期的學習。1938年春學習結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吳堡青年訓練班任生活指導處主任，后調抗大女生大隊任大隊長。在抗大女生大隊期間，張琴秋管理著五個分隊的七八百人的學習、訓練和生活。當時延安經常遭日軍飛機的轟炸。女生大隊地處清涼山，山高目標顯，時刻都有遭到敵人空襲的可能。張琴秋作出了巧妙而周密的安排。每天一大早，她就指揮各分隊學員帶上干糧，分散到事先劃分好的山溝中去上課。等到太陽落山時，響亮的號聲又召喚她們回到學校住地。這么大一支隊伍被她安排得有條不紊，保證了大家的安全和學習、訓練的正常進行。
在陳昌浩去蘇聯治病并由于蘇德戰爭的爆發而無法回國不得不長期滯留蘇聯后，他與張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實亡，組織上也同意了張琴秋提出的與陳昌浩解除婚姻關系的要求。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友蘇井觀結為夫妻。蘇井觀在鄂豫皖蘇區時曾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他們的婚禮在蘇井觀居住的窯洞里舉行。徐向前和當年紅四方面軍的許多老戰友都趕來向他們慶賀。新房的墻壁上張貼著原紅四方面軍老戰友撰寫的一副對聯:“兩位老家伙，一對新夫妻。”這時蘇井觀已經三十八歲了，而“新娘”張琴秋還比他大一歲，都已不再年輕。與蘇井觀、張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因在重慶而未能參加他們的婚禮。1943年7月，周恩來、鄧穎超由重慶回到延安以后，在當時延安的一家飯館里宴請了蘇井觀和張琴秋，向他們表示慶賀。周恩來與蘇井觀頻頻舉杯敬酒，顯得很高興。顯然，對于他們的婚事，周恩來感到很滿意。
在文革中受迫害
張琴秋與紡織工業部同事合影
張琴秋在紡織工業部工作了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貢獻給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祖國的紡織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就是這樣一位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嘔心瀝血的女將軍、女部長，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下，最后卻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殘酷迫害致死。張琴秋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又曾是陳昌浩的妻子，西路軍失敗后還被俘過，尤其是發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張琴秋聽毛澤東作的內部報告。當毛澤東講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時，張琴秋就順手把這八個字寫在自己筆記本扉頁毛澤東像的上邊。沒想到“文革”期間，張琴秋就因此被定為“反黨分子”。康生主抓張琴秋的案子，逼迫張琴秋交代她與王明、李立三、陳昌浩等長期旅居蘇聯的中共重要領導人的關系。
張琴秋受迫害致死后，“四人幫”中的某個成員說:“張琴秋生的女兒，絕不會是好人”。這樣，張琴秋唯一的親生女兒張瑪婭在母親去世的第二天，就和丈夫一同被分別關押起來，進行隔離審查。張瑪婭被折磨得神經錯亂，聽覺失常。1976年，張瑪婭說:“廣大群眾到天安門送花圈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有什么不對？！”就因為這一句話，張瑪婭遭受了更大的迫害，最后被迫服了大量的安眠藥而死。
粉碎“四人幫”以后，張琴秋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日，黨中央為張琴秋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陳錫聯、胡耀邦、徐向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追悼會，徐向前元帥親自主持了追悼會。經黨中央審定的悼詞給予張琴秋以很高的評價:“無論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她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忘我地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紡織工業戰線的老同志，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等老區的人民，都沒有忘記張琴秋，紛紛緬懷她。張琴秋雖然去世了，但她的英名卻深深地留在人們的心中。
（本文摘自：《海琴秋韻：張琴秋傳》，作者：李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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