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布政使、按察使會審圖(注：清朝，布政使掌管一省行政，按察使掌管一省司法)
原標題：直隸總督傳奇故事（上）
作為直隸總督署所在地，多年來清朝直隸總督們的故事在古城保定老百姓間口口相傳，有些故事還帶上了幾分傳奇的色彩——
“文盲”總督與“協辦”總督
按理說，能當上大清朝直隸總督的人，即使不是貴族出身，也得是高級知識分子，飽讀詩書。實際上也的確如此。縱觀清朝先后上任的70多位直隸總督，科舉出身的飽學之士占了絕大多數，可偏偏其中就有一位“奇葩”總督，竟然大字不識。他就是雍正朝的宜兆熊，署理（署理有別于正式任命的“實授”，通常指暫時代理，有的是短期署理；有的是先署后授；還有的是一直署理，但質同實授）直隸總督1年5個月。
宜兆熊是生于功勛之臣家族的公子哥兒，其祖、父都是軍功出身，他從小就不愛讀書，所以大字不識，可這并不影響他承襲爵位和當大官兒。雍正皇帝雖然心里明白宜兆熊不識字，在重要的崗位上任職理事很勉強，但還是看中他“操守尚優，心術亦正，藹然有忠愛之誠”，讓他署理直隸總督，圖的就是這個人對自己忠心不二。在宜兆熊之前，首任定制直隸總督李維鈞與年羹堯結黨營私，被革職抄家，后病死獄中。蔡珽署理直隸總督一個月后，李紱（音同服）接任直隸總督。在雍正皇帝的默許下，李紱將曾極力反對雍正繼位的康熙第九子允禟在保定折磨致死。后來，這位總督也被調職下獄，定了21條大罪，差點兒丟了性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很需要一個對自己忠心、與當時的朋黨毫無瓜葛的人為他看好直隸。于是，宜兆熊走馬上任了。
“文盲”總督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后世，已是罕見了，雍正皇帝還創新地設了個“協辦”總督。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宜兆熊的文化水平實在是太低了，而直隸總督一職又任重事繁，雍正皇帝為了幫宜兆熊當好這個總督，特意煞費苦心地調了個翰林出身的禮部右侍郎劉師恕給他作“協辦”總督�！皡f辦”就是總督任上有人，要協助總督辦理公事的意思。不過，“雙簧總督”宜兆熊和劉師恕兩人后來多有矛盾，到了“分署而居，相距三里余，事多耽誤”的地步，最終受到雍正皇帝的責罰，可真是白費了皇帝的一番苦心。
“協辦”總督只存在于雍正朝，劉師恕之后還有過一位，后來再沒設過。無論是“文盲”總督，還是“協辦”總督，在清朝直隸總督的故事中，都可稱奇了，這實際上是雍正皇帝駕馭朝廷重臣的一個小手段。
“爆脾氣”的總督李衛
還是雍正朝，還是位識字不多的總督，這次故事的主角是直隸總督李衛。李衛任直隸總督長達6年之久，跨雍正、乾隆兩朝。他“操守廉潔，勇敢任事”，善于捕盜緝賊，凡他治理的地方，大盜強賊斂跡林間，社會安定。他雖識字不多，但粗中有細，愛聽別人讀書，特別尊重讀書人，非常注重文化教育。任直隸總督后，認真處理各項事務，頗有建樹。
這位雍正皇帝眼前的紅人，與田文鏡、鄂爾泰一起并稱為雍正朝三大“模范督撫”。不過，據說李衛天性狂傲，與田文鏡、鄂爾泰二人并不和睦，這三人不僅互不合作，還常在皇帝面前互相攻擊，甚至詆毀謾罵。而雍正皇帝既不阻擋解勸，也不責怪，對李衛還是十分賞識和信賴。雍正十年（1732），直隸總督劉于義改署陜甘總督，直隸總督空缺。相傳當時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想方設法討好雍正，想從河南調到直隸當總督。結果，皇帝不僅沒同意他的調任申請，還把與他不和睦的李衛從閩浙總督任上調到直隸任總督。這個結果讓田文鏡大吃一驚，直隸總督可是疆臣之首，想到皇帝竟然不顧近在河南的自己，而是舍近求遠地從浙江調李衛到直隸，是不是說明在皇帝心中，自己的地位不如李衛。這樣再三思量，田文鏡覺得自己不能再和以前一樣和李衛仇人相向了。
再說李衛，春風得意，調任直隸總督不久，又逢母親70大壽，雙喜臨門，保定總督署里自然要好好地熱鬧一番。其他大小官員自然也不能失掉這個討好李衛的好機會，紛紛前來祝賀。有心巴結李衛的田文鏡派差官專程趕到保定，帶了許多珍貴禮物來給太夫人祝壽。禮品擺了滿滿一壽堂，把在場祝壽的大小官員們都看得直了眼，人人嘖嘖稱羨�？衫钚l不買賬，一聽是老對頭田文鏡差人祝賀，火氣沖天，直接把禮單一撕，大聲喝斥，直接讓手下差役把送來的禮品全都扔到了衙署外邊。他還指著田文鏡派來的差官說：“回去告訴你們的田大人，我李某即便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也不會用他的骯臟東西！快給我轟出去！”嚇得差官跪在地上直磕響頭，抱頭鼠竄逃回河南去了。田文鏡對此羞辱也無可奈何。
一場文字獄和兩任直隸總督
清朝是中國古代文字獄數量最多、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王朝。尤其是乾隆時期，文網之密、文禍之多，遠遠超過了順康雍三朝。而掀起乾隆時期第一個文字獄高峰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就涉及到兩任直隸總督，“嚇死”了孫嘉淦，“嚇壞”了方觀承。
孫嘉淦在當時的政壇上是以為政清廉尤其是敢于直言進諫而著稱的，聲望很高，乾隆三年（1738）任直隸總督，在任近3年。要說孫嘉淦也是夠不幸的，在他任直隸總督期間，就有人在京師借他的名義假造奏稿參奏大臣。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又有人借他之名假造奏稿，這回可不是參奏大臣，而是把矛頭指向乾隆皇帝，指責皇帝失德，意圖借名聳聽、制造輿論，阻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偽稿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在全國各地暗中流播開來。結果，乾隆皇帝大怒，屢屢降旨追查。
圣旨到達直隸后，當時的直隸總督方觀承不敢怠慢。他命令凡是市井書畫攤店，都要嚴格檢查，不僅藏書者、讀書人家要嚴密搜尋，就連一般百姓和路上行人都要盤問搜查。如果有人獻出偽奏稿，就可以減罪，如私自窩藏，罪加一等誅連九族。正是在方觀承的嚴查下，直隸全省繳獲不少偽稿，使這場文字獄在直隸沒有掀起太大風浪。
方觀承如此謹慎小心而且洞察到皇帝此次的舉動異乎尋常，與他個人的經歷有密切關系，他自己就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方家本是安徽桐城的名門大家，康熙年間，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到牽連，全家流放黑龍江，方觀承和哥哥雖因年幼免于流放，但在此后的歲月中倍嘗艱辛。有過這樣的經歷，方觀承深知文字獄的厲害和統治者雷厲風行的手段。
很快，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波及全國，層層追查甚至查到了十幾年前孫嘉淦任直隸總督時，不僅京師上下人心浮動，還波及了全國6個省，上千人受到牽連。僅督撫大員因查辦不力而受處分直至革職的就不下十幾人。歷時1年8個月終于結案。要命的是，作為牽扯進案子的主要當事人，孫嘉淦雖然沒有被降罪，但他的內心始終處于惶恐不安的狀態，原本膽大又敢說的一個人變得謹言慎行，吃不下又睡不好。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孫嘉淦背疽發作，帶著惴惴不安和抑郁的心情辭世。
用手蒙上大臣的眼睛，還要他們唯命是從，不論是任用、重用不識字的直隸總督，還是利用各種名目大興文字獄，都表明了清代康乾盛世之下，作為“孤家寡人”的皇帝對身邊直隸總督等大臣的不信任，乃至對整個國家社會理解上的偏執。
本期鳴謝：直隸總督署博物館吳蔚先生的專業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