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綜合 2014年09月10日 08:35
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名師星光璀璨。1985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同意了國務院關于建立教師節的議案，決定把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今天是新中國第30個教師節，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下中國歷史上七位名師的風采。
孔子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創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學方法;總結、倡導了一整套正確的學習原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學內容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7、8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的門徒還不大多，但是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在這一時期，孔子的學生中有比他只小6歲的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歲的子路。子路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
第二階段：自37歲(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55歲(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國之前。這一階段共計18年的時間。這18年中，孔子雖然有4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并沒有停上授徒。這一階段是孔子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階段。他的教育經驗越來越豐富，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所收的弟子越來越多。除了魯國的學生之外，他的學生中還有來自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孔子的威望已經樹立起來。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顏回、子貢、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入孔門的。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來跟隨他周游了列國，一部分從了政。
第三階段：自68歲(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國結束回到魯國，到他去世，共5年時間。這時，他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季氏最終并沒有任用他。他雖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時也發表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他把精力集中到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了。這一時期他的學生也很多，并培養出了子夏、子游、子張、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后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國的十四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在衛國、陳國先后住了數年的時間并沒有從政，弟子就在身邊，師生之間不可能不進行學術研討。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周游，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他們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練。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現突出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對于當時政治，尤其是對于孔子思想的傳播，對于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與后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孔子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崇敬，當有人誹謗孔子時.學生們站出來為孔子辯護，捍衛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感之深，勝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6年。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魯國鄒(今山東省鄒城市)人。又字子車、子居。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亞圣。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父名激，母仉氏。字號在漢代以前的古書沒有記載，但魏、晉之后卻傳出子車、子居、子輿等多個不同的字號，字號可能是后人的附會而未必可信。生卒年月因史傳未記載而有許多的說法，其中又以《孟氏宗譜》上所記載之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較為多數學者所采用。
在十五、六歲時到達魯國后有一種說法是拜入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但根據史書考證發現子思去世時離孟子出生還早幾十年，所以還是如《史記》中所記載的受業于子思的門人的說法比較可信。孟子本為“魯國三桓”之后，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孟子》有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邏輯嚴密,尖銳機智,代表著傳統散文寫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為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并列。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朱熹
朱熹(1130.9.15-1200.3.9)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遁翁、逆翁，別號考亭先生、紫陽先生、云谷老人、滄洲病叟。南宋時期，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后隨母遷居建陽崇安縣。晚年曾在撫州定居，游歷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
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任滿后，請求為祠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程(指程顥、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淳熙二年(1175)，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
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后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慶元二年(1196)，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干、蔡沈、黃鐘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蘋鄉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并寫下《福山》一詩。
在此期間，他往來于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出由衷贊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并為吳氏兄弟創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后，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今屬上塘鎮)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巖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巖”二字，在巖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后到過樂安、金溪、東鄉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并書“一家兄弟學，千古圣賢心”相贈。在東鄉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響。
蔡元培
蔡元培出身于商賈之家，少年時期飽讀經史，17歲考取秀才，18歲任塾師，21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26歲升補翰林院編修。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他認為革新必先培養人才，于是走上倡導教育救國之路。同年9月，他棄官歸里，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二十世紀初，他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義教育，為反清革命培養人才。1906—1916年間，他赴德法留學，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礎。1912年他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對封建教育進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資產階級教育體系。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對北大進行全面改革，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成為研究學術、傳播新思想、培養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愛國青年。晚年，為抗日救亡事業奔波，努力促成國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學作為事業的支柱，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績卓著，影響深遠。蔡元培寫了許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將其收入《蔡元培選集》、《蔡元培教育文選》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視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舉主張。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總長時提出，教育方針為“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提出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主張。他把教育分為“隸屬于政治”與“超軼乎政治”兩類。隸屬于政治的有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軼乎政治的則是世界觀教育和美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認為，兩類五種教育均不可偏廢。為了強兵富國，需要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但“必以道德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親愛”，亦即儒家的“義、恕、仁”。他把歐洲資產階級道德觀念同中國儒家的傳統道德觀念揉合在一起，主張培養現實社會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終極目的還在于追求超現實的實體世界，使人達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還必須有世界觀教育，即引導受教育者超脫現世，領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認為，這種世界觀教育是知、情、意、德、智、體諸者的統一體。從現象世界進入實體世界，不能依靠經驗或理論，只能依靠渾然直覺的美感，美感是兩個世界的橋梁。他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各級學校、各種社會活動都要進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體系，是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為急務，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的辦學方針。他認為大學的性質在于研究高深學問。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應該廣集人才，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讓其互相爭鳴，自由發展。墨守成規，抱殘守闕，持一孔之見，守一家之言，實行思想專制，是不可能使學術得到發展的。他說：“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他要求學生要“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鼓勵學生兼聽不同學派的課，進行獨立評判，并大力支持學生成立各種學會和研究會，培養學生自由思考和獨立研究學術的能力。
蔡元培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他認為學與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并進始可。但學與術雖關系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至于文理資料，互有交錯，治學者不可局守一門，應當溝通各科界限。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把北京大學工科并入北洋大學，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學年制”為“選科制”，使學生能“專精之余，旁及種種有關系之學理”。蔡元培還提出“教育獨立”的主張。他認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即教育事業應超然于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以外。
蔡元培的教育主張，能根據本國需要，兼采各國所長，“食而化之”。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教育的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動作用。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省歙縣人。1914年畢業于金陵大學，后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秋回國，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教務主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干事。同年，與朱其慧、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執行書記，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莊師范，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后，組織國難教育社，創辦“山海工學團”，主張采用“小先生制”，實行“即知即傳”。發起組織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運動后，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與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須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的主張。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礎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體系。
“教育即生活”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于一爐。“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內容是“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認為，人們在社會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過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可見，陶行知所說的“教育”是指終生教育，它以“生活”為前提，不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堅決反對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
陶行知認為，“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屬之”。“生活”不是人們通常狹義的理解，而是“包含廣泛意味的生活實踐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是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總稱。“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質而言，是生活決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體講，教育的目的、內容、原則、方法均由生活決定;教育要通過生活來進行;整個的生活要有整個的教育;生活是發展的，教育也應隨時代的前進而不斷發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動地由生活制約，而是對生活有能動的促進作用。生活教育的實質體現了生活與教育的辯證關系。陶行知認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義，發揮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時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聯系，展開對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響。把教育推廣到生活所包括的領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準的水平。”
“社會即學校”來源于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得出的。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伸與保證。因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所以“整個社會的運動，就是教育的范圍，不消談什么聯絡而它的血脈是自然相通的”。
“社會即學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對脫離生活、脫離人民大眾的“小眾教育”，主張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學校和社會的聯系，創辦人民所需要的學校，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學校放到社會里去辦，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關，使學校成為社會生活所必須。因此“社會即學校”的真正含義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辦學校。從教育內容說，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辦什么教育;從教育形式來說，適宜什么形式的學校就辦什么形式的學校。“社會即學校”不是學校消亡論，而是學校改造論，改造舊學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黃炎培
黃炎培(1878.10.1—1965.12.21)，號楚南，字任之，筆名抱一。江蘇川 沙縣(今屬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號)，改字韌之(辛亥年在上海趙鳳昌惜陰堂討論國事會議記錄簽署。后見1915《學生會會報》、1917杭州《教育 周報》)，一作讱之，，又改任之(署見《學生會會報》)，別號觀我生，筆名抱一(見《小說月報》)、同父(見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見龍公《江左 十年目睹記》)，人稱琺瑯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來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華職業學校設置琺瑯科，附設琺瑯工場，提出“勞工神圣，雙手萬能”口號，以致遭到少 數人的譏刺為“琺瑯博士”)。
1878年10月1日(清光緒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鎮內史第，早年父母雙亡。1887年隨外祖父發蒙，接受 傳統教育。迫于生計，年未弱冠，即在家鄉任塾師。1899年時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學﹐選讀外文科﹐受知于中文總教習蔡元培。 1902年后又中江南鄉試舉人。1903年返鄉興辦小學堂。期間，開始接觸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新學書籍。次年在鄉辦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獄， 在江蘇巡撫“就地正法”批文到達一小時，由基督教外籍牧師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歸國，繼續興辦學校。1905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先后創辦和 主持廣明小學和師范講習所、浦東中學，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等新教育團體和學堂中任教，并參與發起江蘇學務總會。辛亥革命后，任江蘇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 兼教育科長，后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省教育會副會長，上海申報館旅行記者。1908年與 童世亨等共同創辦浦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為浦東最早的供電設施。1913年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提倡教育與學生生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 系。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隨中國游美實業團體在美國考察了25個城市52座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1915年4月，隨農商部“游美實業團”赴美報聘，考察教育，撰寫《旅美隨 筆》。黃炎培還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記錄，并結集出版。他認為辦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開好藥方，做到對癥下藥。“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國內考察，尋病源也。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從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 察。毛澤東與黃炎培1917年赴英國考察，同年5月6日，聯絡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中華職業教育社。次年，創建中華職業學校。此后數十年時間 的教育和社會活動主要通過中華職業教育社來展開。
1921年被委任教育總長而不肯就職。曾參與起草1922年學制，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和籌辦 南京高等師范專科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籌備主任(現河海大學)、東南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黃炎培積極投入 抗日救亡運動﹐創辦《救國通訊》﹐宣傳愛國主義﹔組織上海市民維持會(后改為上海地方協會)﹐支持淞滬會戰。1941年，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治 同盟，一度任主席。
葉圣陶
1894年生于江蘇蘇州。原名葉紹鈞，筆名有柳山、桂山、郢、郢山、華秉亟等。1899年進私塾讀書，1907年進公立小學，一年后進蘇州公立中學。中學時期，喜讀外國小說，開始接觸文藝，曾與同學組織詩會放社。1911年中學畢業，后歷任小學、中學、大學教員，還當過編輯，編過《小說月報》、《婦女雜志》和《中學生》等刊物。
早在1920——1921年間，葉圣陶就為少年兒童創作了《兒和影子》、《拜菩薩》、《成功的喜悅》、《小魚》、《兩個孩子》和《損害》等多篇小詩，這些以兒童生活為題材的詩作，充分體現了“五四”以后科學與民主的時代精神，既能教育孩子，又提醒了成人對兒童教育問題的關注。1921年冬天起，他致力于童話創作。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童話集《稻草人》，這部作品，魯迅在1935年稱它為“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后，又寫了《聰明的野牛》、《鳥言獸語》、《冥世別》等童話，還創作了童話歌劇《蜜蜂》、《風浪》等。
早期童話，竭力勾畫出一個美麗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不久，意識到與其以意想的美去陶冶兒童，遠不如為他們展露人世的不平。后期童話，一面無情地諷刺、鞭撻反動腐朽勢力，一面熱情地歌頌群眾斗爭和革命力量。新中國成立后，于1956年寫了《一個少年的筆記》，生動地記述了一個少年在成長中的精神世界，想象豐富而美麗。同年，出版了《葉圣陶童話選》。1979年，又出版了《稻草人和其它童話》。作為現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作為當代的“語言大師”之一，葉圣陶在我國兒童文學史上有著特殊地位，是我國現代童話創作的重要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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