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斯大林逝世后，獲知噩耗的毛澤東許久沒有說出話來，他甚至連飯也不想吃了，只是一個勁兒地吸煙。毛澤東的衛士當時還不知道斯大林逝世，他們只是感覺到毛澤東的情緒有些反常，他完全沒有了平時的興致。 |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資料圖)
中國代表團在斯大林遺體前守靈。前排左起李富春、郭沫若、周恩來、張聞天、羅瑞卿（資料圖）
1957年11月5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紅場拜謁列寧、斯大林墓（資料圖）
周恩來率團出席葬禮
1953年3月5日晚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突患腦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別墅中去世，享年74歲。
斯大林去世六個小時之后，蘇聯的廣播電臺和主要報紙《真理報》公布了該消息。此后，蘇聯方面宣布全國默哀八天，停止工作，并定于3月9日安葬斯大林。斯大林的遺體先是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宮，然后停靈于工會大廈圓柱大廳，接受人們的瞻仰。蘇共中央還決定瞻仰結束后將斯大林的遺體安葬在紅場的列寧墓旁邊。蘇聯領導人組成了悼念和安葬斯大林的治喪委員會。
斯大林逝世后，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紛紛趕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悼念和安葬儀式。中國派去了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成員包括李富春、張聞天、羅瑞卿、葉季壯、伍修權、郭沫若、劉長勝、蔡暢、廖承志等18人，并且當晚就瞻仰了斯大林遺容，隨即進行守靈。
3月9日是斯大林的安葬日，當天新華社根據塔斯社報道說：
“今天是蘇聯人民最后送別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蘇聯大元帥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上午，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人們和斯大林作了最后的告別。黨和政府的領袖、治喪委員會的委員們，把斯大林的靈柩抬到大廳的出口處。花圈和安置著斯大林生前所得到的勛章與獎章的紅色天鵝絨墊子，也先后移出了工會大廈。斯大林的靈柩安放在炮車上。送殯的行列經過這座古城中心的街道，慢慢地向紅場前進。斯大林的天才改造了這座古城，它的名字由于斯大林的明智的政策已經成了全世界人民和平與幸福的象征。
“莫斯科人民——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兒女，在他們的敬愛的領袖靈前俯首致哀。紅場上聚集著莫斯科的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的代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和各州的代表團。在紅場上，還有偉大的中國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和代表及各國駐蘇外交使團人員。莫斯科的衛戍部隊肅靜地排列著。送殯的行列來到了紅場的中心。靈柩安放在臺架上。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袖走到列寧墓臺上。
“接著，斯大林的追悼大會就開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林科夫，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貝利亞和莫洛托夫相繼在會上講話。講話后，葬禮開始。克里姆林宮斯巴斯基塔上大鐘的時針漸漸走近十二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袖們走到臺架前面，把斯大林的靈柩抬到陵墓中去，放在列寧的水晶棺的旁邊。這時，禮炮齊鳴，蘇聯全國千千萬萬人民都默默地肅立著，送別他們親愛的導師、朋友和領袖。全國的火車、汽車和在海上航行的船只都停下來。工廠里的機器、建筑工地的起重機都停止了運轉。只有禮炮聲和工廠、火車、輪船的汽笛聲劃破這沉痛的靜寂。
“接著，奏起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國歌，這個國家的一切成就都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的。每一個蘇聯人民都像宣誓一樣地默念著國歌的詞句：斯大林教導我們要忠實于人民，他鼓舞我們勞動去建立功勛。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袖再走到臺上。蘇軍的元帥和將軍們也一起走到臺上。參加葬禮的莫斯科衛戍部隊開始向斯大林告別。飛機編隊在紅場上空飛過。由斯大林大元帥所締造、鍛煉并領導著走向勝利的蘇聯軍隊的戰士們列隊在陵墓前走過。他們向歷代的各國人民的最偉大的統帥致最后的軍禮。在哀樂聲中，送葬的人民在陵墓前走過，向斯大林告別。”
周恩來等人參加了為斯大林守靈和安葬的全部過程。
北京的悼念活動
1953年3月4日，當獲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高崗等即前往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會見潘友新大使，請其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斯大林病情的關懷與慰問，并表達了對斯大林早日恢復健康的盼望。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隨即發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國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間，全國各工礦、企業、部隊、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一律停止宴會、娛樂。
3月6日，毛澤東致電蘇聯領導人，對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他說：“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和我自己，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獲悉了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和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這不僅是蘇聯人民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無可估量的損失。我現在謹代表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向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來不斷的關懷、指導和支持，是完全分不開的。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領導下的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建設事業，又給予了慷慨無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對于中國人民這樣偉大的深厚的友誼，中國人民永遠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輝，將永遠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隨即，毛澤東偕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張聞天、彭真、鄧小平等前往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吊唁，同時請潘友新大使轉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斯大林無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與此同時，從這天下午3時起，首都各界人士也紛紛前往蘇聯大使館表示沉痛的哀悼。在蘇聯大使館門前，吊唁群眾排著長隊，徐徐進入悼念大廳。至8日晚，吊唁者已達20萬余人。
3月9日，毛澤東發表了為悼念斯大林而寫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
9日下午4時54分，即在莫斯科舉行斯大林葬禮的同時，北京各界6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也舉行了盛大的追悼大會，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為外國領導人舉行的罕有先例的追悼大會。據《人民日報》報道：“在天安門的紅墻上，懸掛著巨大的斯大林同志的遺像，四周環以紅黑色紗帶和松枝，兩側掛著中蘇兩國國旗，國旗頂端縫著黑色飄帶。毛澤東作為追悼大會主席團成員參加大會，并向斯大林遺像敬獻花圈。（下午）5時整，全場默哀五分鐘，鳴禮炮28響。此時，北京市各廠礦與火車的汽笛齊鳴，市內正在行進的車馬立即停止活動，全體市民無論在何處也自動肅立志哀。隨后，毛澤東向斯大林遺像敬獻了花圈，朱德致悼詞，下午6時30分大會結束。”
郭沫若的回憶
一年以后，即1954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回憶》。他說：“斯大林同志逝世轉瞬已經一周年了。一年來，這深重的悲痛確實是成為了我們的不竭的力量的源泉。”文章中，他還回憶了在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情況。
郭沫若說：“去年，在三月四號斯大林得了重病的公報發表之后，全中國人民就被籠罩在最大不幸的預感里。三月五號夜晚，斯大林終于離開了我們，人民的悲痛實在是沒有任何事例可以用來比擬的。盡管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是永遠不死的，就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永遠在領導著我們的一樣，斯大林的精神、思想和學說也會永遠領導著我們。但是無可言喻的悲痛誰也不能克制，眼淚時刻洶涌起來，那是從心坎的最深處涌出來的眼淚。”在莫斯科工會大廈參拜斯大林遺體，“參拜遺體的人就像把全人類都集中起來了的一樣，各種膚色的人種摻雜著，都悲痛地、虔敬地、沉默地，卻像閘門過道處的水流一樣流涌著，在樓階上的一上一下，盡管去的人靠右邊走，來的人靠左邊走，中間有人牽著手攔隔著，都遵守著一定的秩序，然而人太多，肩靠肩地擁擠著，差不多不是自己在走，而是形成了一個整體的流動”。
郭沫若還回憶到中國代表團為斯大林守靈的情景：“我們又被引導著，走到遺體的右側，六個人一組，分成前后兩列，緊接著守衛的武裝同志，面對面肅立著，進行三分鐘的守靈。穿著大元帥服的斯大林的遺體靜靜地仰臥著，閉著眼睛。遺容是那么地肅穆、和藹，仿佛還在呼吸。平放在腿上的兩手，也仿佛還有脈搏在皮下跳動。我是最后握過那溫暖的手的一個中國人，那手上的溫暖不是依然還留在我的手上嗎？”
1953年1月13日的夜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接見了訪蘇的宋慶齡和郭沫若。
郭沫若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斯大林是非常地健康的，穿的是栗色呢子的列寧服，淺藍色的襯衫。完全像對待家里人一樣，他和我們握了手。他坐在蘇沃洛夫元帥的像下，對著我們講了將近兩小時的話。他是那樣的平靜、爽直，沒有絲毫的矜持和客套。以他那樣偉大的人，在人類歷史上開辟出了一個新紀元，對于人類有了那么深厚的惠澤的人，使你坐在他的面前，一點也不感覺著拘束，而又油然地由衷生出親近和崇敬的念頭，受著不期然而然的感化。
“他對于中國人民是有著衷心的關切的。他向我們問到解放后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感情、中國婦女的工作概況、初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發展程度、漢字改革的問題，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問題。他說：中國人是好人，勤勞、樸實，帝國主義者想把中國人變成壞人，但還沒有來得及。他希望中國婦女能夠發揮偉大的潛在力量。他希望中國青年除重視技術科學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學習，博得做人民教師的光榮。他對于和平運動也特別關心，叫我們從事和平運動的人要努力爭取有發動侵略戰爭危險的那些國家的人民廣泛地來從事維護和平的事業。從事和平運動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要像法國的一位少女那樣，她為反對運輸軍火到越南，躺在鐵軌上阻止火車的前進。
“他娓娓不倦地向我們提出了不少的問題，也為我們解答了不少的問題。我們是舍不得離開他的，但是怕他疲勞了，就只得告辭。他最后依然不矜持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你們要使我疲勞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最后和我們握別了。——我是最后握了他的溫暖的手的一個中國人，但僅僅相隔五十來天，依然還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溫暖誰能相信不依然還在斯大林的手上呢？”
在紅場，郭沫若在觀禮臺上看到人們都在閱讀《真理報》譯載的毛澤東的《最偉大的友誼》一文，報紙還配發了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時斯大林與毛澤東等合影的相片。不久，“在十點半鐘左右，哀樂的聲音傳入了紅場，人們都掉頭望著歷史博物館旁邊的紅場的進口，全宇宙都森嚴起來了，人們屏息著，除了有哀樂之外，沒有任何聲音。由工會大廈出發的葬儀行列應著哀樂的節拍，慢慢地走進了紅場。先頭是花圈，其次是高級將領們捧著載在紅色天鵝絨墊子上的斯大林生前所獲得的勛章和獎章。六匹純黑的馬拖著炮車上的斯大林的靈柩，斯大林的遺容通過水晶棺蓋仰向天空，和莫斯科市民、蘇聯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民族的代表見面了。全場都脫了帽，在風雪中默哀，很多人在流眼淚。靈柩到列寧墓前——現在的列寧墓在前楣上已經改刻為‘列寧—斯大林’了——面對著墓門，停放在紅場的正中心”。
郭沫若在文章中最后說：
“斯大林同志逝世轉瞬已經一周年了，我回憶起參加斯大林葬禮的情形仍舊像在眼前一樣。一年以前，當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因為斯大林逝世而在心中激起了深切的悲痛的時候，在美、英帝國主義集團里面，曾經有一小撮頑惡的戰爭挑撥者是懷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情的。他們幻想蘇聯的力量可能因此而受影響。他們幻想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會因此而松懈。他們幻想世界和平運動會因此而削弱。但是，這些卑劣的幻想，很快地都被事實徹底粉碎了。
“一年以來，我們確實地把這深重的悲痛化為了偉大的力量。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領導著蘇聯人民，繼續鞏衛了并且發展了列寧、斯大林的事業。在向共產主義前進的事業中繼續獲得了光輝的成就。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力量繼續鞏固和強大了。世界和平斗爭在東方和西方繼續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們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的偉大友誼也繼續加強起來了。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根據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由列寧、斯大林所發展起來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這已經成為照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也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毛澤東沒有出席斯大林葬禮的原因
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斯大林逝世后，獲知噩耗的毛澤東許久沒有說出話來，他甚至連飯也不想吃了，只是一個勁兒地吸煙。毛澤東的衛士當時還不知道斯大林逝世，他們只是感覺到毛澤東的情緒有些反常，他完全沒有了平時的興致。很快，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開會，隨即給蘇聯發去了唁電。
不過，對斯大林一直保持敬重和尊重的毛澤東此后卻未能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而當時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中，只有他沒有赴莫斯科參加葬禮。毛澤東只是先赴蘇聯大使館詢問斯大林的病情。斯大林去世后，他發出唁電，出席了北京的追悼大會，并在國內安排和組織了罕見的大型吊唁活動。毛澤東還撰寫文章，頌揚斯大林的歷史功績。
毛澤東沒有出席斯大林的葬禮，主要是身體和日程上的原因。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間，1953年2月，毛澤東為了調研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視察工作。當時，他乘專列沿京漢線南下，至月底才回到北京，顯然，他的身體狀況不可能讓他馬上赴莫斯科。劉少奇此前剛剛出席蘇共十九大歸來，此時又因患闌尾炎住院，當然也不可能飛赴莫斯科。
1953年3月5日晚，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斯大林逝世的問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率團參加斯大林的葬禮。翌日，周恩來致電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對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并隨即前往蘇聯大使館吊唁。同日，周恩來又起草了《代表團赴蘇任務提綱》，確定代表團除參加吊唁之外，還要就中國“一五”計劃、朝鮮戰爭等問題與蘇共新領導人商洽。
周恩來在蘇聯期間，蘇共新領導人表示出希望恢復由于在遣返戰俘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中斷的朝鮮停戰談判。蘇聯新領導人在周恩來參加斯大林葬禮時向中方表示：朝鮮戰爭拖下去對蘇聯和中國都不利，因此，要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雖然這個建議與當時中、朝主張遣返全部戰俘和準備長期作戰的方針有距離，但經過中、朝雙方的反復考慮，最終從大局出發，同意了蘇方的建議，從而促成戰俘問題的解決和停戰協定的簽訂。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正式簽字。
毛澤東對斯大林是有著復雜的心緒的
應該說，毛澤東對斯大林是有著復雜的心緒的。對于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領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后，毛澤東始終是采取尊重和敬重的態度的。在公開的場合，他不曾隨意批評和指責斯大林；相反，他曾寫過三篇文章熱烈地稱贊斯大林。
后來，即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稿時，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所以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念文章。這不但是對斯大林個人，而是對蘇聯黨和人民的問題。”
“不愿意寫”又“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反映了毛澤東復雜的心理。此外，對毛澤東這句話的理解，應該考慮是在黨內的講話，可以隨意一些。換言之，毛澤東確實對斯大林有過看法，這主要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內部事務、以錯誤的思想和決策影響中共，以及時不時顯露出來的“老子黨”和“沙文主義”的作風。對此，毛澤東是很有意見的。
他曾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 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打起仗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此外，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其間也有過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毛澤東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訪問蘇聯，第一次見到了斯大林，也受到了隆重的禮遇。而毛澤東一見到斯大林就說：“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斯大林立即表示：“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應該說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們可以彼此解開心結。不過，毛澤東還是敏感地意識到來自對方的一絲冷落和強權態度，而毛澤東對此又是講分寸的，他曾在黨內號召不要學《法門寺》里的賈桂，反對自卑和奴性心態，這都是有所指的。
對于斯大林，毛澤東始終堅持“三七開”的態度。后來他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
文章末了，還有一個題外的話。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回憶：當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澤東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車子行到長安街府右街口時，毛澤東突然說他不想再任國家主席了，想盡早從這個位子上退下來”。這是毛澤東鑒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接班人”的問題。其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這個問題一直是十分突出的，經歷了斯大林的逝世，更加明顯了。當時新中國成立沒幾年，卻已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國內的各項政治、經濟運動。圍繞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也已經有了思想上的分歧，同時在體制建設上也出現了許多問題。斯大林的突然逝世，讓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緊迫和嚴重。隨即，他開始有所調整和安排，如撤銷政府黨組干事會，加強計委的權限，以及加強和統一中央文件的簽發等。不過，對于自己從國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來的考慮，由于種種原因（包括后來民主黨派人士的反對等），卻沒有實質性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