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蔣介石的數百萬軍隊被解放軍殲滅在長江以北，國民黨內倒蔣的聲音很大，蔣介石只好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桂系首領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負責與共產黨的談判。
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李宗仁，都希望國民黨能保住長江以南地區，與共產黨劃江而治，搞一個現代版的“南北朝”。
李宗仁曾經說：“我想做到劃江而治，共產黨總算滿意了吧，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
白崇禧也派出長期與共產黨有交往的劉仲容，作為談判代表，并對他說：“你告訴毛澤東，國民黨陸海軍立體防御對付解放軍那些木船，勝率是一百比一。”
毛主席見過劉仲容后，態度堅決地說：“讓我們不過江？這是不可能的！”至于白崇禧口中的“陸海空防御體系”，毛主席也笑道：“你們早已失去了民心，靠著幾架飛機、幾艘軍艦就想阻止我們過江？那只能是螳臂當車！”
最后，毛主席對劉仲容說：“我們不做宋襄公的仁義之師，必須過江！”
實際上，當時支持中國“劃江而治”的，不只是國民黨，還有蘇聯和美國，也都認為中國“劃江而治”是利大于弊的，因此，斯大林曾經數次致電毛主席，希望共產黨能接受“劃江而治”的局面。
那么，斯大林為什么要支持“劃江而治”呢？這樣對蘇聯又有什么好處呢？
當時冷戰剛剛開始，蘇聯正在和美國爭奪世界各地的地盤，美國已經控制了日本和南朝鮮，蘇聯實際控制著北朝鮮，在中國東北也具有實質性的影響。
蘇聯在東線的防御體系，東北方向已經有外東北和中國東北、北朝鮮，東南方向有解放軍正在進行三大戰役，如果解放軍不渡過長江，只控制江北，就等于蘇聯實際控制著江北地區，與美國實際控制的長江以南地區“劃江而治”，相當于蘇聯在東南線的防御從蒙古向南推進了上千公里，直至長江北岸。
換言之，蘇聯可以和美國在長江沿岸進行戰略對抗，就算把長江北岸打爛了，損失也是中國的，蘇聯毫發無傷，美國也是一樣。
但是如果解放軍渡江統一了全國，雖然同為社會主義的陣營，中國也愿意向蘇聯老大哥靠攏，但畢竟塊頭兒太大，能不能聽蘇聯的話還在未知數。而如果共產黨同意了“劃江而治”，那么“北中國”的實力不足以吞并美國支持的“南中國”，勢必要向蘇聯靠攏，聽蘇聯的話，最終成為蘇聯的“附庸國”。
但是，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斯大林的心思，“劃江而治”符合蘇聯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這是堅決不行的！
其實，早在抗戰剛剛勝利后，蘇聯就反對八路軍收復失地，斯大林還強烈要求毛主席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說：“不能進行內戰，否則中華民族的存在將受到危害，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對于斯大林的頤指氣使，毛主席非常反感，直到十幾年后，毛主席還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
當然，在1945年時，我軍還沒有絕對的把握取得勝利，因此毛主席出于大局考慮，還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親自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但是，到了1949年，國統區的經濟已經崩潰，軍隊士氣低落，百姓怨聲載道，無論是從政治還是軍事的角度，解放軍都有必勝的把握，因此，毛主席是不會再屈從于斯大林的。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真的“劃江而治”，長江以南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戰略縱深非常大，蔣介石如果能進行徹底的反思與調整，江南地區的戰爭動員能力還是相當強大的，時間越久越不利于統一。
而且，如果“劃江而治”，“南中國”勢必會倒向美國，美國也有極大的概率會在南方駐扎大量的軍隊，就像今天的朝鮮半島一樣，中國也將會成為美國和蘇聯進行冷戰的前沿陣地，中華民族要想實現偉大復興，其難度是難以想象的！
毛主席高瞻遠矚，早就看穿了這些利弊，因此沒有同意斯大林的建議，而是毅然下達了“打過長江”的命令，一舉解放了南京，進而橫掃南中國，解放了絕大部分國土。
在解放南京后，毛主席心潮澎湃，提筆寫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解放軍取得的偉大勝利，連斯大林也不得不佩服，在毛主席訪問蘇聯時，斯大林特地對他說：“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即使是當年主動提出“劃江而治”的李宗仁，后來在見識到了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之后，也對自己當年的舉動深感不安，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口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幾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
“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正是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才使得中國少走了很多彎路，才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也必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資料：《雄才偉略毛澤東》《國共談判史綱》《李宗仁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