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 07:38:54 來源： 光明日報
“海上絲綢之路”（也稱海上絲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統稱。學界一般將其劃分為兩條線路：“南海絲路”與“東方海上絲路”。但人們在談到海上絲綢之路時，多想到的是“南海絲路”，卻很少提及“東海絲路”。實際上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有著悠久的歷史，重視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傳承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也應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早在春秋時期，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大力發展與鄰國及周邊地區的貿易，“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齊冠帶衣履天下”，齊國豐富的絲綢類資源，是當時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戰國時期成書的《管子》提到，齊國與朝鮮做生意，進口朝鮮的“文皮（有花紋的獸皮，多指虎豹皮）、毤服（即皮衣）”。齊國還開辟了從山東半島沿海起航，東通朝鮮半島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創了政府倡導和組織海外貿易的先河。考古資料證實，來自齊國的物品主要發現于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境內，而在朝鮮半島北部見到的則主要是來自燕國和趙國的物品，這說明戰國時期燕、趙、齊三國與朝鮮半島交往所走路線是不同的。燕國和趙國多走陸路，從北部進入朝鮮半島；而齊國走的是海路，多經廟島群島，循海岸線從朝鮮半島南部西海岸進入今韓國境內，這是一條相對安全又便捷的航路。漢代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在《子虛賦》中也曾提到：“齊東陼巨海，……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299頁）。這也說明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海上交往已經非常便利了。
至秦代，徐福之行拓展了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妒酚洝酚涊d，徐福兩次率大規模船隊東渡，不僅帶了許多童男童女，還有大量的水手和勤雜人員及管理看護人員，包括懂各種技藝的工匠和五谷種子等等。近年來，中韓日三國學者從考古學、歷史學、航海學、民俗學等多學科對徐福船隊的去向進行了全面的探索，其從山東半島啟航到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南下至日本列島的東渡路線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今韓國南部一帶和濟州島有許多關于徐福尋仙求藥的傳說，日本自古以來也有許多徐福的傳說，我國南北朝時期及唐代的許多史料也都提到徐福到了日本。徐福的船隊沿著春秋時期開辟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沿途傳播當時的先進生產技術，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傳播，也為此后更大規模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拓寬了航路。
漢代至隋唐時期，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一直通暢�！度龂尽の簳|夷傳》和《新唐書·地理志》還詳細記載了古代中、韓、日海上航路的具體路線，即“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新唐書·地理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51頁），從山東半島的登州（州治今蓬萊市）出海，經廟島群島，到遼東半島后，再“循海岸水行”（《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33頁），沿海岸線南下至朝鮮南部沿海，過日本對馬島，至日本九州的海上航路。這樣一條海上航路，就是以齊國春秋時期開辟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為基礎的，漢代至唐朝初期，朝鮮半島諸國、日本與中國的官方往來，包括朝貢貿易都是走的這條航線。從唐初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又增加了從山東半島及江浙沿海一帶橫渡黃海直達朝鮮半島南部或日本的航路。
盛唐時期，東亞諸國紛紛派遣的朝貢使團，實際上也是貿易使團，使得唐代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更為繁榮。唐代官方的“朝貢貿易”帶來的對中國商品的濃厚興趣，也吸引了大批的民間商團加入了利潤豐厚的中韓日海上貿易。隨日本遣唐使團入唐的日本圓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就記載有許多民間商船活躍在中國、朝鮮半島、日本之間的海上航線上，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朝鮮半島新羅國的地方官員張保皋開展中韓日貿易的情況。對此，在日本的官方史書《續日本后紀》中也有記載。唐代著名詩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張保皋、鄭年傳》和《新唐書·東夷傳》也都記載了張保皋，說他掃清了販賣人口的海盜。張保皋的這一舉動，也為確保中韓日海上貿易航路的暢通，繁榮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作出了貢獻，因此，著名史學家范文瀾也稱其“為新羅國的英雄”（范文瀾《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冊353頁）。
北宋至明清時期，由于受到戰事和海禁的影響，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民間海上貿易受到嚴重干擾和阻塞。但在這條航路上，官方的朝貢貿易和海上往來依然繁榮，特別是在維護中韓傳統友誼方面，留下了一些可圈可點的歷史篇章。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日本調動水陸大軍大舉入侵朝鮮。在朝鮮面臨亡國的危急時刻，明朝應邀派援軍入朝，支持朝鮮反擊日本侵略者。七年時間內，大批糧餉和兵員通過海上運至朝鮮前線，為“壬辰衛國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和重大犧牲�！叭沙綉馉帯苯Y束數十年后，朝鮮使節來京時還對明朝皇帝說：“皇上發山東糧十萬斛賑濟小邦軍兵，至今生齒不滅者，秋毫皆帝力也”（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八），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180頁）。
由此可以看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無論從開辟的時間，還是其歷史作用和社會影響，都應該在“絲綢之路”中占據一席之地。但近年來，有關部門組織的相關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對此給予的關注不夠。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耿昇研究員曾指出：“縱觀中國的絲綢之路研究史，總體來說，專家學者們始終都偏重于研究西北陸路絲綢之路，在對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又更多地注重于南方海上絲綢之路，而對于‘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過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耿昇《絲路花絮落魯東》，《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序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明清以來東部黃、渤海沿海一帶作為京津門戶，為防倭寇及外敵入侵，首先關上了對外貿易的大門，使春秋時期開辟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而明朝以鄭和七下西洋為標志，中國的航海事業和海上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時期，所以在談到“海上絲綢之路”時，人們更多想到的是從我國東南沿海起航的“南海絲路”。另一方面與粵閩浙等東南沿海地區大力保護、開發、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存相比，山東各地的力度明顯不夠。因此，深入研究“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和發展歷程，還原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組成部分的歷史定位，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亟需開展的工作。
�。▌詵| 祁山 作者單位：魯東大學外國語學院、魯東大學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