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86年至1990年就讀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英語系； 1990年，成為中國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節目主持人； 1994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主修國際傳媒； 1999年，擔任陽光文化影視公司董事局主席； 2005年，與丈夫吳征捐獻陽光媒體投資集團權益的51%，在香港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 2009年，獲民政部“中華慈善獎”; 2010年，接受
9月24日，資深傳媒人、陽光文化基金會董事局主席楊瀾被任命為國際特殊奧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在任命儀式上，楊瀾宣布將捐款20萬元啟動《國際特奧會志愿者激勵計劃》，培訓高校志愿者為特奧運動員提供志愿服務。對于近期頻頻被卷入有爭議的公益事件，楊瀾稱“既然在社會上做事情，就要面對別人的質疑，有的時候這種疑問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來，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說出來�！�
郭美美事件是劑“催產素”
記者：近期中國公益領域很多負面事件集中暴發，根本原因是什么？
楊瀾：這其實是過去若干年以來，公眾在公益事件中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知情權的一個爆發，如果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們再坐在一起回頭說，因為當初有郭美美等一系列的事件，中國慈善很快能夠立法，中國慈善機構由于必須回應公眾的疑問，所以推動了他們公示捐款賬單，增加了公益機構的透明性，公眾開始知道了自己的捐款都花在了哪里，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還是比較積極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記者：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國公益機構遭遇了多方質疑，很多慈善機構獲得的捐款也出現大幅下滑，你如何看待這種現狀？
楊瀾：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一直在醞釀改革，多年來，我跟很多朋友一直努力推進這方面的改革，這次從郭美美事件和之后的一系列人們對慈善以及公益機構的質疑，我覺得就像是打了一劑“催產素”，也就是這孩子已經在孕育了，但可能是受到固有機制一種慣性的拖延，“出生”的速度就會非常慢，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長久一些，其實正是這一系列事件激發了民間力量來推動中國公益慈善非改不可，而且應該立即采取相應的措施和行動，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又何嘗不是件好事。
記者：目前亟待改變或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呢？
楊瀾：第一個我覺得就是在立法層面上，我們現在的很多規范是粗線條的，不精準的，所以應該有更加明確的立法和規范；第二個就是過去很多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往往是來自于國家機關或者是學校等，在專業化的管理方面普遍不足，所以我想慈善機構自身人員隊伍的能力建設也是一個當務之急；第三個我覺得是公眾層面，過去我們一直覺得做慈善就是捐款，寫支票，是有錢人的事情，是明星作秀的事情，這些觀念不對，公眾應該樹立一個更加健康更加正確的理念，那就是慈善是我們每個人人性中自然存在的部分，我們需要有更加好的渠道把這些善的部分實踐出來。我們應該探討怎么建立起一個更加相互信任的社會，建立起一個更加有效的慈善機制。
慈善要用透明面對質疑
記者：近期你也頻頻被卷入有爭議的公益事件中，會為自己的負面新聞生氣嗎？
楊瀾：公眾本身就有知情權，無論是慈善機構還是公眾人物，你既然在社會上做事情，就要面對別人的質疑，有時候這種疑問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來，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說出來，對我來說，就是發生了一些事情的時候，我要求自己必須要把事說清楚，但是不管說了多少，最終還是要去做事情。我相信做事，我相信在做事的過程中得到的那種非常持久的快樂，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我會一直做下去。
記者：現在很多人會質疑名人做慈善的動機，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楊瀾：一個人做慈善，無論是出于宗教、感恩，贖罪，快樂等目的都沒有問題。大家不應該去探究、質疑別人的動機，而更應該去研究什么樣的慈善能夠達到最好的效果�？梢砸黄鹛接懯欠昴赀^節每人發500塊錢效果最好還是在當地設一個工廠更好，還是說設完工廠以后在北京找到銷路更好。每個人把注意力放到怎么樣能夠讓慈善變得更有效的時候才是真正往前走了。
記者：“陽光文化基金”作為專項基金的透明如何實現？
楊瀾：陽光文化基金會是五年前我跟我先生用自己的捐款在香港設立的一個私募基金會，每年都會通過香港相關機構的審查。一年前，我們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下面成立了一個專項基金“陽光文化基金”，這個基金服從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的財務管理和監督。我們目前籌募的善款主要用來做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和流動青少年的藝術教育，以及在我們國內的非營利機構高層管理的培訓工作，每年我們都會接受中國紅十字基金會非常嚴格的審查，包括我們每一筆的用款，都需要得到財務程序的確認后才能使用。這個年度結束之后，我們會向社會公眾公布我們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一些主要開支。
因慈善立法進程緩慢生氣
記者：作為資深媒體人，你曾采訪過特奧會的創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萊佛女士，同樣作為投身公益事業的女性，她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楊瀾：她是個很嚴厲的女士，并不是一直在微笑，但當她和特奧運動員們在一起，她臉上的笑容就會像花朵一樣綻放。你既看到她是一位善良的使者，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堅強的斗士，比如她曾不斷地去游說美國國會，來增加對殘障人士、智障人士的撥款；比如她遇到了一些國家對于智障人士的歧視，她會非常憤怒的沖到第一線去爭論，去幫智障人士爭取他們的權利。在她的身上你能看到善良與力量是同行的，這種善良也更有力量。
記者：你問過施萊佛女士“做慈善你生氣嗎”，對于這個問題，你自己有什么樣的回答？
楊瀾：我會有生氣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目前關于慈善方面的法律進程太緩慢。8年前，大家就已經在探討慈善法律立法的問題，但時至今日慈善法仍然沒有出臺。此前，民間企業家曹德旺先生就遇到了要捐35億的股權能不能捐、捐后要交多少稅的問題，同樣的問題，另一位民間企業家牛根生也遇到了，這些年，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遇到很多新時期下的事情，但是因為我們的相關制度滯后，影響了整個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我覺得在這個方面我們的進程太慢了。
做慈善要做好犯錯準備
記者：去年你參加了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有什么收獲？
楊瀾：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們說“你們要做好犯錯的準備”。沒有人能夠保證每一個慈善項目都是成功的，蓋茨就說到他雖然在非洲疫苗工程方面取得了很不錯的進展，但是他在改革美國的中等教育方面遇到了很多質疑和困惑，所以現在他的基金會每年都會拿出一定比例的錢作為實驗性的投資基金，去嘗試不同的慈善項目，而且允許這些項目失敗，當你能夠有一種學習的精神，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慈善的時候，我覺得才更踏實，可以走得更遠。
記者：經過這么多年，你對公益事業的認識有改變嗎？
楊瀾：最初我對慈善的理解無非就是捐錢嘛，那就捐唄，捐完了讓別人去做，后來我發現這個“做”字存在天壤之別，同樣是捐100萬，最后實際效果是怎么樣，我們真的去探究過嗎？過去我們常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是現在全球慈善發展的趨勢下，你教給他如何捕魚仍然不夠，如果他捕了100條魚，卻只能吃一條，還有99條沒有辦法送給其他人，他仍然還陷在窮困中。所以現在的情況，不但要給人一條魚，還是教人捕魚，最后你還應該努力去建立一個魚市場，這樣的話，才能夠真正長期、可持續的去幫助人。
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黃英男
慈善是我們每個人人性中自然存在的部分，我們需要有更加好的渠道把這些善的部分實踐出來。我們應該探討怎么建立起一個更加相互信任的社會，建立起一個更加有效的慈善機制。
——楊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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