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暨南大學兼職教授，長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的大量財富掌握在政府和國企手里，僅有一小部分財富掌握在企業家手中。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全面發展的方式。
中國慈善家：過去三十年，是一個財富積累較為集中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商業改變中國的時代；目前看來，未來三十年，將處于一個側重財富分配的階段，我們稱之為慈善改變中國的時代。您如何看待中國的公益慈善前景？
湯敏(博客)：現在我們積極提倡機會均等、包容性增長，而公益慈善就是推動機會更均等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國的公益事業、中國的社會創新將會很有前途，盡管我們的起步比較晚，起點比較低，但很可能會跟經濟領域一樣，可以發揮后來優勢，奮起直追，縮小差距。據最新統計，中國現有億萬富翁6萬人、千萬富翁96萬人，如果這些富翁每年捐助出1%的財產做公益事業和社會投資，一年下來將近是1600億元人民幣。
中國慈善家：這是否要求各種民間力量通過包括公益慈善在內的途徑，一同發力，紓緩一些社會矛盾？
湯敏：慈善的潛力非常大，卻又不能高估它對社會改良可能起到的作用。應該說，社會通過公益的力量是會有一些改變，但從更根本上來說還得靠政府、靠商業、靠企業、靠公眾的力量。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公益都只能起到一個拾遺補缺的作用，它承擔不了太多的額外任務。
中國慈善家：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有學者擔心中國已染上拉美病。為此，在緩解一些社會問題上面，也不乏企業家出錢出力，積極參與其中。類似友成基金會這樣的公益慈善機構，就是由一批有責任感的企業家共同發起的。那么在您看來，企業家群體能在中國慈善業發展的進程當中，充當怎樣的角色？
湯敏：首先可以肯定，企業家是能夠發揮很大作用的。把自己的企業搞好，把產品做好、創造就業、交稅，是企業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公益慈善是一項全民參與的事業。在中國，首先是政府的對公益事業的政策；其次是公眾參與；再次，才是看企業家群體。企業家群體不但可以在資源上幫助公益事業的發展，而且還可以親自參與。這是一個需要合作的關系，是一項廣泛的公益事業。
中國慈善家：回望美國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伴隨經濟急速發展，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中。這也促使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富豪紛紛建立慈善基金會，從而推動了美國慈善業發展和社會改良，現代意義上的慈善業也從彼時發端。而今日中國，財富的迅速積累同樣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的潛伏。二者之間究竟有何迥異之處？
湯敏：實際上，現在很多中國的企業家都在辦基金會。當然，在其他的方面，簡單拿美國與中國對比，恐怕是不太合適的。中國的大量財富是掌握在政府和國企手里，僅有一部分財富掌握在企業家手中。另外，畢竟一百多年過去了，世界上很多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公益慈善事業的運作也越來越成熟了。我們沒必要完全地重復十九世紀的模式。最近國際上公益慈善事業新模式，如社會企業、社會風險投資等等，我們可以跨越式發展，直接運用新的模式。在其他的領域也是一樣，我們無法全盤照搬一百多年前的美國模式。
社會應對行善者寬容
在中國的公益慈善領域，長期以來市場是比較扭曲的，主要是一些不受監管的公辦的公益組織把這個市場扭曲了
中國慈善家：中國的公益事業才剛剛開始，發展勢頭也很好，包括很多企業家也都成立了基金會、NGO，但這個領域近期也出現了不少的風波。在您看來，對中國公益慈善領域而言，主要需要改進哪些方面？
湯敏：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更好、更寬松的環境。要做好、做強公益事業，一個寬松的環境是必要的前提條件。
其次，很多政策也需要調整。比如像監管、稅收、各種規章、法律以及NGO組織的注冊等方面，需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
同時，社會的公眾輿論也需要保持一個更開放、更包容的心態。在這段時間，像郭美美事件，對公益慈善事業的沖擊很大。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少數的不受監管的公辦基金會出的問題。這些機構出問題是遲早的事。但是社會上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對公益事業一律指責。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這些事件的發生對公益事業的推動與發展是非常有益的。這個事件體現了公眾要求更高的透明度，要求更規范地運作，這些要求非常好，可以使公益事業發展得更健康。
中國慈善家：確實，社會的進步固然離不開公眾的監督，但許多東西在它剛剛開始的時候，也應該允許有一個學習和試驗的過程。
湯敏：中國目前在公益事業上為什么發展比較慢？凡事都一定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中國的公益事業剛剛起步。公益事業在中國應該就像我們民營企業在八十年代初的階段，是剛剛發展起來。不管是從政府到企業、到企業家、到社會，對它都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要求得太高，有時候會把一些萌芽給掐死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向前看。當然，跟幾年前比我們有了很大進步，前面說的問題雖然都還存在，但也慢慢地都在松綁，包括政府部門對公益組織的一些看法，已經有所改變。
中國慈善家：今后，對企業家做慈善，我們的社會是否應有一定的容忍度？
湯敏：對，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民營企業的的發展問題就有一定容忍度，比如允許深圳辦特區做一些試驗、允許傻子瓜子犯點錯誤。實際上，在這些新領域，本來就沒有規范，或者有的規定本身就是十分不合理的，是逼良為娼的規定，是惡法。在這些規定沒有改革之前，按這些規定的規范化，就根本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果一開始就要求一切都必須盡善盡美、不能違反一點規定，也是不現實的，公益事業同樣如此。我們社會要逐漸培養好心態，不斷促進公益事業的發展。
我的微博前幾個月引用了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長王振耀的一段話，這段話非常好，可以用來參考這個問題。王振耀在“現代慈善的十大基本理念”一文中強調，對行善者要寬容而不是苛責。現代慈善的行為方式較為優雅，而在中國，常見到不捐贈者比捐贈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調反慈善為榮的極端現象。
慈善何以改變中國？
沒有一個模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連商業都在不斷創新，對剛剛發展起來的公益慈善事業來說更是如此
中國慈善家：如今輿論上有不少呼聲很尖銳，相比之下，具有民粹傾向的思想似乎占了上風，比如，對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等目標提出質疑。您對這種現象有何看法？
湯敏：現在，中國的輿論環境已更為開放。其實這些輿論以前并非沒有，只是沒被聽到，沒有渠道可供抒發。這些民粹思想一直存在，現在隨著微博的迅速發展，輿論也就越來越自由。聽到一些這樣的聲音是正常的。
中國慈善家：像微博這樣的新技術，對公益慈善發展、對提高社會民主化而言，您認為將會起到怎樣的作用呢？
湯敏：微博是一個技術平臺，對于民主化提高、對于老百姓的交流、對于表達思想有很大幫助，但它也存在一些負面影響，有一些人在微博上發表一些非常不負責任的言論、謾罵、傳播謠言等等。當然，這是在所難免的，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以前歐美國家都是批評發展中國國家不民主、不自由，比如在倫敦暴亂時，他們也很討厭一些煽動老百姓搶劫的短信，真有事情碰到他們的頭上，他們也會采取一些強制的措施；再比如，美國的費城鐵路，發生問題后他們就把火車上的網絡給關掉了。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一個工具可以用它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不能因為有人利用這個工具做壞事，而把工具否定掉。
中國慈善家：是啊，不可因噎廢食。如今您也在研究一些新的慈善模式，用于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其中有沒有您認為比較好的？
湯敏：慈善有多種模式，沒有哪個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社會很復雜，這么多的方方面面，沒有一個模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會有多種模式的存在。很多新的模式不是非常成熟，還值得我們不斷探索、不斷創新。連企業、商業都在不斷創新，對剛剛發展起來的公益來說更是如此。我更關心的是公益教育，同時還有社會投資方面的問題，因為我是學經濟的，對這方面更關注。
“社會創新”以人為本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做公益。公益事業跟做企業一樣，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也需要不斷發展
中國慈善家：中國慈善業發展需要許多的支撐條件。現在聽到不少人抱怨，認為我們主要缺的是政策、缺是的企業家捐錢。在您看來，我們的公益慈善主要缺什么？
湯敏：在我看來，其實我們最缺的是人，一批以專業的方式來做公益的人。很多人認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些奉獻者、殉道士們，其實不是。公益本身就是一個事業，是一個正常的工作，一個能夠拿到體面收入的工作。像美國這些地方，有10%的就業是在公益領域。
中國城市有三億多就業，10%就是有三千萬全職的人跟大家一樣上下班和體面地生活。公益是能容納三千萬人的事業，它就跟你們做媒體是一樣的事情，雖然不是賺大錢，但可以有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我們現在缺的是大批年輕人，把公益事業要當成一個正當的職業，拿到甚至比社會平均工資高一點的收入。我們現在需要大批專業的人參與推動公益事業。
中國慈善家：中國的公益事業，今后主要還是要靠更多專業的年輕人。
湯敏：但目前國內還沒有真正能夠系統推動公益事業、推動社會創新發展的平臺。我們正在籌備成立一所新公益大學，我去友成基金會主要就是為推動這件事。友成新公益大學應該是這樣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也是一個智庫：它通過整合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各方資源，用參與式教育和基地實踐的方式，為企業、為政府、為社會來培養社會創新人才和社會發展。
中國慈善家：是否可以說，如果我們能培養出更多的人去發現許多政府和企業解決不了、社會又特別需要的一些新方式、新方法，我們的公益慈善事業才能發展得更好？
湯敏：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做公益。公益事業跟做企業一樣，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但做公益比做企業還難。而且，做公益本身，也像做企業一樣需要不斷發展。
比如說，有個最新的理念，就是用做企業的方式來做公益。現在西方理論發展出了企業社會投資的概念，并出現了一批社會企業，它跟企業一樣，只不過不是為了賺大錢，但也要自我滾動、自我循環，至少能回收成本，而且還要越做越大。它是介于企業和純公益之間的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正在非常蓬勃地發展。中國現在也非常需要這樣的新公益方式。 |
位客人